二

2003年10月，我带着陆老师的期待，离开温铁军先生和中国改革杂志社，离开了北京，参与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发展工作之中。

2004年 石门坎商议修铁路 与村民合影

2006年 回访云南石门坎

我在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真切感受到了贫困中国，认识了过去不曾认识的另一种状态的中国，甚至比我家乡不知道还要穷多少倍的中国。我写了不少扶贫日记，流传极广的《贫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就是那个时期所写。其间，我去过日本、越南、印度和我国台湾省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考察调研。

日本农协 名古屋附近 与日本农民合影，2005年

日本农协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服务小农的无微不至，特别是农协“内置金融”支撑小农土地产权实现的强大功能，给我以醍醐灌顶的启示，对自己过去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对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实施的私有化改制的所谓改革，悔恨不已；对自己一直指望城市商业金融保险机构为农民农业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的无知，羞愧难当。还有日本的“县乡村”并无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没有像我们体制化的川流不息的大会小会、检查督办、评比验收而自主运转，却十分有序有效，这让我这个曾经十分反感以“大会小会、检查督办、评比验收”推动工作的井底之蛙大开眼界。

2005年，日本访学期间

我因《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与中国的自主性》一文发表在日本《东洋经济》杂志上，获得去日本访学的机会，在日本访学期间，和东京大学自主性（梁漱溟）学派的交流获益颇多，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自主性的丧失是中国三农问题无解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更让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自主性的丧失，也必将导致中国国家自主性的丧失。此后，“自主性”三个字，便成为了我求解中国三农难题和中国难题的出发点。

在我国台湾地区访学，陈羲煌老先生给了我两次求教的机会。陈曦煌先生对中国大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正面评价，特别是陈曦煌先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陆土地村集体所有制也是民有制”、“大陆的农地不能抵押贷款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而是金融制度的问题”的思想，对我思考中国大陆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2005年 与日本东京大学学生 深入乡村访问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访问学习，在我心中种下了“在村社（集体）内置合作金融，以实现农地抵押贷款”的种子。

2003年 入村调研 贵州毕节破败的民房

在经历了2003-2008年的云贵扶贫和对日本、越南、印度、朝鲜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地区的访学和调研之后，我向陆老师系统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中国小农长期存在是客观必然的，要防止一种糟糕局面出现，即：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以后，三农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中国可能要谋划逆城市化发展。

第二，既然小农会长期存在，重建小农村社共同体、并由小农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发展和治理，必须成为基本国策；

第三，以小农长期存在为前提的三农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个中心目标，三个基本前提”，即：以村民共同富裕为中心目标；以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升小农及其共同体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土地村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和壮大集体经济为基本前提；

第四，以 “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突破长期制约中国三农现代化的双重瓶颈——“农民组织无效和农村合作金融无效”（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承包权或成员权抵押贷款权在内置金融中实现），是激活农村内生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四两拨千斤”的之举。

第五，组建李昌平团队，选择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村庄或乡镇或县市区试点，实验的名称：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自主综合发展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