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主流共识”持不同观点的也有一些人，但真正像贺雪峰、张路雄等人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多。但是他们在回答如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现“土地抵押贷款”这个问题时，没有解决方案。而另外一方，其主张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土地市场化能够使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总量超美国”的“强国梦”，可以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解决农民问题。

我强烈意识到，贺雪峰等人一方没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能够回应“土地抵押贷款权如何实现”这个问题，这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甚至成为了心病！

我虽然没有学问，但却是一个绝对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甚至极力避免落入别人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框架中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信口雌黄”地创造新词也是我的一大特点。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中国难题（李昌平难题 ）”、“中国拐点（李昌平拐点）”、“农村金融李昌平定律”“村社内置金融”等等这些新词，都是我“信口雌黄”创造出来的。我创造这些新词，是为了不落入主流话语逻辑，用自己的视角和话语认识和解读事物的本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方法。

所以，我在京城时，经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我的困惑》一文发表于2003年《读书》杂志的第七期和第八期，我用简单粗暴的文字将各种主流共识和政策性举措质疑了一个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连累到了温铁军老师。

我在京城的时候，有好些老前辈对我爱护有加，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老先生尤甚，主动收我为“编外弟子”。在我为自己的鲁莽连累到温铁军老师而内疚的时候，在我为未来怎么走而彷徨的时候，陆老师劝我离开京城，到广阔的农村去做实验。

陆老师耐心开导我说：在中国，既懂北京各种圈子的话语、又懂中国三农实际情况、还能够俯下身子做实验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只有你李昌平一个。京城三农圈子，多一个、甚至多十个耍嘴皮、跟人吵架的“捣乱者”李昌平，毫无意义。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陆老师嘱咐我记住他的话：“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手印。”

参观学习凤阳小岗村

温老师把我带进了北京的三农中国，陆老师指引我返回了底层的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