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昌平】

一

1982年我参加工作，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正好赶上“分田到户”。一直至2000年3月，在第四任乡镇书记上时不自觉的捅了个娄子，无可奈何之下辞去公职。 后“南飞”“北漂”很多年。于2011年创建“中国乡建院”，现任乡建院院长。

“中国乡建院”自创立以来，踏踏实实的践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21个省市区协作做了一百多个引领振兴乡村前进方向的试验示范村，习主席到访并表扬过的岢岚县宋家沟村，就是我们“中国乡建院”协作做成的高质量“精准脱贫”示范村的代表作之一。

我是渔民的孩子，这是我的命，不由我决定。我永远都是渔民的孩子，永远都是农民的一分子，这是我的自我认同。

为了农民的不断觉悟和解放而战斗，是我一生的使命和生活。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至今依然信仰共产主义。我经历了由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到动摇共产主义信仰、再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三阶段。

荆州农机校 毕业合影 李昌平（右二） 1982年，图片由作者供图，下同

1982年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了最偏远落后的周河公社工作（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

我在1987年县乡财政体制“分灶吃饭”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时就开始担忧。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主要农产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农被迫落入“增产减收”的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农民、农村、农业每况愈下，再加上分税制改革导致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和同时的内地经济边缘化，我等基层干部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收效甚微。无可奈何久矣！

终于，我于2000年3月某日之夜晚，“揭被而起”，奋笔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党、全社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但同年9月，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辞去公职，告别体制南下深圳打工，成为了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这个时候，我真正成为了农民和农民工的一员，不再有救世主心态了。

2000年，我37岁。于我而言，离开体制后的“打工”生活，确确实实自我感觉要比当乡干部的生存状态自由自在很多。我以为，我从此告别了农村、农业、农民，在我后半生会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初心难忘。

2001年春节，我在珠海。当我获悉，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在我辞职之后依然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连发“恶性事件”，极为震惊！深感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在悲愤状态下，七天七夜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9月，我带着《我向总理说实话》书稿北上，成为一名“北漂”。一个饭局偶遇著名三农专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先生，温总编出于同情，收留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

任职《中国改革》时期 ，2003年

2002年年初，《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面市。此书由九号院“院主”、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先生作序，由京城出版界的“女侠”徐晓“愤不顾身”编辑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此书也成为我混迹三农江湖的“名片”。

温铁军先生是我进入三农圈子和农村发展领域的引路人和导师。在温先生身边的三年，我把“九号院”各位大家的文章读了个遍。这三年，无疑是我人生学知识、长见识、混圈子最多的三年。

与温铁军老师在云南开会， 2003年

是温铁军先生，在不知不觉中把我重新带回了三农领域。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研究三农的大大小小的圈子无数，人数众多，在中国三农现代化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选择上，整个圈子的主流意见大体上趋向一致，其基本主张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寄希望于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在京城还有比三农圈子更重要的圈子，如：金融圈子、法学、经济学圈子和企业家圈子。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必须在GDP超出美国两倍之后才允许出现“日本式衰退”，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还要至少维持高速增长30年以上。

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确权颁证到家庭，让家庭持有土地权证后把经营权让给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再让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拿经营权在银行抵押贷款（死钱能够变活钱），或让农村土地自由交易起来，逐步走向完全市场化。

他们认为只有农村几百万亿价值的土地能够金融化和市场化——“死钱变活钱”，中国才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和转型才可以成功。对此，我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