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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努力将美国人从他们的宪政美梦中唤醒，他们总是在预设，过去只是一段序曲，我们可以继续将总统置于宪法的控制之下。

21世纪的总统是一种区别于其先行者的不同制度。我们不应再假设建国者们告诉了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而应该承认，现代的总统制产生了三种特有的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极端主义。

我对此词的定义是根据总统和中间选民之间的距离：总统的立场是否接近主流美国人所持有的立场，或者是他们追随着左翼或右翼？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总统就算是一位极端主义者，而无需考虑其政治立场的实体内容。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极端主义，因为它并不是主张左翼或者右翼人士在他们对主流价值的批判上是实体错误的。事实上，一代人的“极端主义者”经常会发起在道德意义上有说服力的批判，最终改造了现状。

但是在美国，仅是正确的还不够。在你可以让政治体制接受你的观念之前，你必须说服你的公民同胞，你是正确的。而这正是民主的要义所在。所以，即便总统的政治理念在道德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仍有理由要求总统得到国会的支持。他不应该被允许通过总统令就领导这个国家进行大跃进。

尤其是总统自以为是的运动事实上可能是在驱策美国越过障碍，堕入道德的深渊。别忘记，总统对左翼或者右翼极端主义者的吸引力无法确保总统的伦理见解。它只能保证，当总统突破制度路障将美国人民引领至许诺的天堂时，总统的追随者将发出阵阵的掌声。现代的初选体制将这一极端主义的场景变成为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

这还强化了第二种主要危险：无理性的政治。

一旦总统需要指望他们的媒体魔法师，运用片段化的政治宣传将他们送到白宫，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选择相信这些人近乎神奇的能力。

但是，即便是一位温和政见者取得了总统职位，媒体操控也将成为21世纪政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总统不可能甘做旁观者，任由他的对手通过放纵的片段化宣传运作将他逼入死角——尤其是美国的体制给予总统在媒体战中压倒其对手的权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理性的政治将成为由各式总统——中间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可能利用的特有的恶。

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我们的第三个难题：总统单边主义。

从美利坚共和国的开始，联邦宪法就给予总统在和其它分支互动时的“先手权”优势。乔治·华盛顿的单边行动能力并不逊色于巴拉克·奥巴马，同时却将危机控制的负担交给国会或联邦最高法院——或者是通过一部制定法，或者是宣布总统行为违法或违宪。但是，在一个官僚制的世界内，白宫官员可以创造出一旦运转起来就极难反转的根本性变革，总统的先手优势就有了非常不同的意义。

极端主义·无理性·单边主义。在21世纪的进程中，这些要素将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互动，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模式。有时候，一种或者两种元素将在政治上是突出的，但最坏的病理将会涉及全部三种要素。

在这些场景内，一位极端主义的总统将利用媒体操控者为他量身订制政治宣传和形象，压倒国会和其它地方的政治对手制造出的不和谐声音。与此同时，总统的效忠者将联邦官僚机构的权力集中在总统之手，以总统的命令取代了法治。在这些条件下，国会和法院都可能会变得软绵无力，而如果它们做出反对，制度化的总统可能变成一种威权主义接管的跳板。

这一残酷的预判建基于结构，而不是人性，它使得我们得以超越对于当下政治的下意识反应。例如，对许多人来说，奥巴马总统的当选足以驱散任何有关宪政体制的严肃质疑：再见了，帝王总统；欢迎你，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以及美利坚民族进行宪法再造的非凡能力！

这一胜利的时刻已经过去，继之而起的是无处不在的不确定。尽管奥巴马在他任职的最初两年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立法胜利，但奥巴马的焦躁追随者要求更为坚定的领导权——这让人回想起他在竞选中的勇敢言语。但是，当奥巴马缺少国会内的票数时，他如何能够满足追随者的要求？

奥巴马可能是有超凡魅力的，但他并不是一位极端主义者：他不太可能践踏国会的权力，即便是诸如议事搁延此类站不住脚的权力。但是，下一位造反派总统可能并不具备同样的宪法节制力。他可能坚持实现他自己主张的民众授命，即便这样做将会激发起一种深层的宪法危机。而且，只要总统在参议院内有足够的本党支持者，弹劾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充当一种有意义的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