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制造了总统得以绕过主流媒体的一种新缺口。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总统已经开始放弃面向全体公众的努力，转向了市场营销式的运作，“目标对准他们的政党大本营……[并且]将大众分裂为可选择的子集合。”而既然互联网正在摧毁职业新闻业的经济基础，前述的趋势将会加速。

这一转变的速度是惊人的——报纸记者、电视新闻网的分析员的总体人数从2000年的66000下降至2009年的52000人，在华盛顿新闻从业大军中则有毁灭性的减员。这还只是开始。职业新闻业的生存已经处在危机之中。我们正在失去一支由严肃的新闻记者组成的活跃军团，他们的工作是去挖掘事实，并且以一种相对不偏不倚的方式报道故事的两面。

这些新闻理念在19世纪并不存在，在那时，政党组织的通讯主导着政治辩论。只是当技术的变化先后让报纸和电视有可能摆脱政党的控制，创造出一种独立新闻报道的空间后，上述理念才走上历史的舞台。真实世界内的新闻业远未实现它所声称的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没有它们。

职业的新闻记者团体为博客空间提供了关键的聚焦点。他们生产出一系列的基于事实的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从而为数百万计的博友们提供了动态民主辩论的素材。但是，如果严肃新闻业的经济基础崩溃，博客将蜕变为一场后现代的噩梦——数百万博友在网上滔滔不绝，但却没有对事实的起码关注。

业余爱好者无法承担起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严肃报道。此类报道要求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人脉，大量的经费。它还要求报道者是为广泛读者群写作的，同时又要维持他们的长期信用度。现代报纸创造了正确的激励，但是，如果没有一种适用新技术的相应商业模式，它将分崩离析。

那又如何，怀疑者可能会说：别忘记，美国民主正是成长于一个政党报纸统治的19世纪，为什么它会败在一个充斥着后现代博客空间的21世纪？

原因在于，21世纪的总统是一个比他19世纪先辈危险得多的生物。随着职业新闻业的瓦解，白宫将以科学校准的信息填补这一新闻缺口，以推动不同的小听众团体所关注的焦点议题。

在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危机时刻，此举的诱惑力将是难以抗拒的，媒体魔法师在这时会借助YouTube和Twitter制造出诉求信息瀑流，呼吁民众支持白宫内的大无畏领袖。职业新闻业也很难免除这种散播恐惧的运动，但是它在制约和平衡上的功能将会被怀念。

这一黑暗场景中存在着不止一处的反讽。当代美国人的教育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美国人。1940年，美国白人男性在校平均读书时间是9.5年；黑人男性的平均数则是5.7年。半个世纪后，白人是13.3年，而黑人则是12.2年。同时，现代美国人的工作环境也更奖励工作者以合理方式操作符号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政治环境却比过去更不理性，更依赖情绪性的片段政治宣传，并且总是在走向一种媒体的人格崇拜。

这些发展和总统制的基本特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发生了相互间的互动。最根本地说，无论国会内的总统政党如何评价总统，总统都会继续稳坐白宫。如果总统将国家带入错误的方向，国会成员没有权力以不信任投票将总统拉下马。

直至近期，总统制的基本点都因为将总统和国会领导权联系在一起的其它纽带而得到缓和——其中包括，总统再次得到提名需要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成员控制着地方性的政党组织，国会成员可以接近来自基层的民意，等等。

但是，这些纽带现在看来已经被大大弱化。历史上的最重要遗产是由林肯和罗斯福的先例所留下的英雄领袖迷思。每一位总统都希望接近甚至超越这些巨人，都有冲动运用他的媒体顾问推动他的超凡魅力，达到罗斯福那样的高度。

总统制的另一个基本面向也加剧了这一英雄冲动，但它更难以认定，因为它要求我们注意到一条不会叫的狗。

不妨思考议会制在选举日尘埃落定后会发生什么：选民们不仅知道谁获得胜利，他们还知道谁将为失利者代言。当新的议会开始运转后，反对党领袖与首相将在议会前座相对而立——在国家电视广播上针锋相对地对抗首相的主张。

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失利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得到任何官方职位，只能留在庙堂之外，由此产生了许多病理。

首先看势均力敌的大选，比如导致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的2000年总统大选。在接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后，戈尔只有两个选择。他或者领导起一场议会外的反对运动，谴责新总统对正当性的主张，或者只能静悄悄地离开政治的舞台，任由他的对手炫耀着本方的胜利：否决了《京都条约》与民主党政治纲领中的其它主要政纲。戈尔在维持宪政体制时表现出的克制并没有获得他应得的奖励。

我的目的不是要表扬戈尔，而是谴责制造戈尔困局的体制。麦迪逊曾经告诉我们，一种健康的宪法秩序在生存问题上不能取决于个别人的公共德性。但迄今为止，每当总统大选产生一个有争议的结果时，我们现有的宪制确实取决于单个人——失利的候选人——的自我节制。但失败者选择议会外的反对运动，通过他的媒体顾问动员起他在初选竞争中曾经鼓动的数百万积极分子，以上场景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墨西哥在2006年重演的“布什诉戈尔”实际上就出现过类似的场景——洛佩斯·奥布雷德拒绝接受最高选举法庭将总统职位授予对手的判决的正当性。此次超宪法反对的冒险案例并未帮助洛佩斯·奥布雷德，也没有让他的政党受益。但是，这一结果并不足以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此类黑暗场景：尽管存在着宪法崩溃的危险，总统和反对派总统还是加入了竞取民众支持的超凡魅力升级战。

这一问题在常规情形内并不会如此戏剧化，因为失利者总是会以相当的劣势落败，胜利者的胜利则是无可置疑——奥巴马的当选就是其中一例。约翰·麦凯恩以非常优雅的方式承认了失败，回到了自己作为亚利桑那州一位普通参议员的身份，留下了处在一种失序状态的反对党——国会和各州的政党首领竞取着政治关注度，同时由奥巴马总统主宰着政治舞台。

随着时间向前走，国会领导人将不得不与总统提名的主要竞争者分享政治聚光灯——后者将以极端主义的诉求迎合他们的政治大本营。

更糟的是，正是因为媒体的革命，诸如格伦·贝克和拉什·林博此类的评论员也将以共和党发言人的身份提出政治主张，即便是这些人完全不受选举计算的制约。

在这一背景下，这世界上的空谈家有时将取得优势。他们的极端资讯可以抓住眼球，同时他们也擅长传达此类资讯——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会占据着收视率的榜首位置。相比之下，国会和各州的反对领导人具有决策的责任，甚至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总是放纵自己发表不负责任的立场声明。

反对党的“领导权”由国会转移至空谈者，这一变化又反作用于总统领导权的主导模式——来自空谈者的极端媒体攻击导致了总统的反攻击，白宫的宣传机器制造出片段化政治宣传的浪潮，主张我们的大无畏领袖所具有的平民权威。在危机时刻，这一过热的环境将鼓动总统主张决断行动的固有权力，压倒或者罔顾在国会和法院内的各方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

如果总统是通过以极端主义的诉求吸引初选中的积极分子而赢得职位的，这一动力就已经是开足马力；但是，在危机时期，即便是那些以中间路线进行竞选的候选人也有走上这一道路的强烈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