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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功入主白宫，总统将求助他的政治顾问引导他的政策路线。区别于从前的政党老板，政治顾问并不会想到去竞选公职。他们甚至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那类人。很多顾问游走在多位政治候选人之间——甚至是不同政党之间——向出价最高者提供他们的服务。

总统对他们的信任体现了社会科学在我们民族生活中越来越高的权威。正如我们一样，总统相信，这些魔法师可以科学地运用民意调查和小组调查，可以设计出新闻的故事情节、片段化的政治宣传话语、以及戏剧性的图景，最终可以有效地塑造普通选民的认知，借以维持总统的民众支持度。

这中间存在着大量的伪科学、纯粹的能力不及格，混合进入了政治顾问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之下完成的实际工作。但是，诸如此类的疑虑并不会困扰总统。别忘记，他的政治顾问已经运用漂亮的数据和科学主义的竞选口号，帮助他成功地入主白宫；如果政治顾问让他走了这么远，他们必定提供了正确的服务！

白宫对民意调查的兴趣始于罗斯福总统，但是，民调只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才变为白宫一项主要的当务之急。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H.R.哈德曼就曾是一位在市场营销方面具有长期经验的广告主管，因此，尼克松曾要求他组织起一项民意调查工作，从而“接触到”“普通的美国人”。

尼克松及其幕僚（资料图/白宫）

由于初选体制的胜利，媒体顾问的统治力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动量。吉米·卡特之所以可以在民主党初选过程中由政治上的默默无闻跃升为总统候选人，他的民调专家帕特·卡戴尔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而在卡特出掌白宫后，卡戴尔自然就成为总统核心圈子的成员之一。

到了21世纪，民调魔法师在白宫内的特权地位已经无法动摇——没有总统曾经想过，他的执政可以没有民调专家的日常建议。

不同的总统会以不同方式运用他们的民调师。一方面，他们可能将民调数据用作民意的一面镜子，努力调整他们自己的立场以符合随时变化的数据。如果比尔·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值得信任，那么他的老板实践的就是这一镜像策略（mirroring strategy）。

对于比尔·克林顿来说，积极的民调数据并不只是工具——它们是辩护、肯定和嘉许——而消极的民调结果则是一种学习过程，他的自我形象被否定的痛苦在这时要求深刻的内省……他运用民调所调整的不只是他在一个议题上的思考，而是他的理论体系，让它可以尽可能地与这个国家的体系得以同步。

当总统采取这一镜像策略时，民调在运作时就是一种对极端路线的制约——连续不断地拉动总统回到主流。

小布什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接受提名的演说中否定了克林顿的例子：“伟大的决断在做出时必须要慎重，必须要确信，但并不必须要民调。”当小布什“以克林顿之道反施克林顿之身”，设立了白宫策略议案办公室时，小布什并没有有计划地忙于镜像策略。他经常应用该办公室设计出叙述和片段化的政治宣传，以提高那些表达出他本人之信念的立场的支持度。这一操控策略（manipulative strategy）激励了极端主义。

即便是媒体操控者在单个案例中未能取得成功，上述判断仍然是真实的。在关键的决断时刻，没有总统可以知道他的操控策略将会如何。问题在于总统是否具有足够的信心，让他的媒体魔法师放手一试。由此看来，媒体操控者日渐骄纵的自信心令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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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煽动政治成为一种科学的同时，煽动政治的主要制度约束却正在瓦解。

在20世纪的进程内，大城市的报纸握有可供养大量严肃新闻从业者的财政资源，这些新闻业者的职责就是质询政府的新闻故事情节。批判反应的可能性制约着白宫，让它不至于太放肆地进行过分的媒体操控和扭曲——尤其是自从新闻电视网通常是借用报纸的故事情节之后。这些电视节目经常会提供肤浅得多的报道：“电视上的一个大新闻可能有2分钟的时间或者约400个字。《洛杉矶时报》对同一则大新闻的报道很容易到达2000字。”尽管如此，电视新闻还是巩固了职业记者在制约和平衡上的权力。

但是，这些记者守门人在近数十年内均在走下坡路。从1980年至2000年，收看电视新闻网的家庭比例已经下降了一半——由大约40%到20%。无论报纸还是电视也都在减少它们对公共议题的报道：在1980年代初，四分之三的头版报道和电视新闻网关注的是政府和政治；但到了1990年代末，这一比例已经下落至大约60%。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逃避公共事务的转变是对有线电视内全新闻频道之出现的回应，后者将全国的政治瘾君子的关注转移至CNN和Fox。随着兴致盎然的观众放弃了电视新闻网内的新闻，主要的广播公司转变了它们的报道重点，强调它们余下观众的“人性化”事务——减少了许多美国人据以进行决策的政治信息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