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也很有可能不这么做。当选民在总统大选日走向投票站时，他们通常运用政党标签去鉴别相互竞争的候选人，民主党因此在政治谱系上被置放在共和党的左边。

但是，这一关键的信号在初选时并不存在，许多投票者只是凭借非常贫乏的信息在候选项中选出一位最爱。吸引他们的可能是候选人令人愉悦的举动和几段政治俏皮话，却未能认识到他的极左翼或极右翼的立场。在这种竞赛中，胜利很有可能归属“潜伏的极端分子”——竞选者既可以吸引温和的本党人士，同时又懂得在互联网上用尖锐的信息冲击政治活跃分子。

一旦有反叛候选人从群雄之中脱颖而出，他将产生巨大的动量，初选初期的胜利将带来潮水般涌来的竞选捐款，获得更多的公共宣传，等等。到了这时，哪些州是初选日程内的下一批州，将在很大程度决定初选的进展。如果这些州的投票者正好尤其无法抵抗反叛候选人的意识形态诉求，他的动量就将增加。

当有落后的竞争者开始退出竞赛，另一种机会因素也加入进来。

每一位领先者的相对立场将取决于留下来的竞争对手。在一场由三位候选人组成的初选竞争中，如果两位竞争对手分裂了温和区的选票，那么那位有吸引力的极端分子将获得极大的优势。即便是他在中途退出，未能出线，他的对手们也有强大的激励游移至民主党的左翼或共和党的右翼，以重新拾起退出者的选票。到了初选赛季结束时，胜利者就要主张民众已经授权了他在竞选中鼓吹的极端立场。但是，在一个有着13000万选民的国家内，数百万名动员起来的活跃分子算不得什么。

因此，两位胜出的候选人可能回摆至政治中心，以求在秋季的大选中得到更有效率的竞争位置。但问题仍然在于，他们应当或多或少地忠诚于此前的意识形态，正是后者为他们赢得了总统选票上的一席之地。或者是，一旦他们入主白宫，他们就可能恢复强烈的政治派性。

大体上说，自罗斯福以来的总统都遵循着最后一种模式。他们都是作为党人进行统治的，根据具体情况，试图说服中间选民向左翼或者右翼游移。

此类说服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但是更中间路线的策略却包含着更大的风险——很有可能让总统政党的活跃分子在战地偃旗息鼓。假如活跃分子按兵不动的话，总统就将失去其政党为赢得下一次选举所必须的能量和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一两极化的驱动力只可能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正如我们所将看到的，总统将有越来越多的工具，战胜那些对其极端路线议案的抵抗。

放在这一背景内，奥巴马总统的胜利包含着混杂的信息。他是一位从未经历考验的建制外人士，奥巴马通过在伊拉克战争这一竞选主题上走到建制候选人的左翼，击败了建制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的大选竞争中，奥巴马又回到政治中心，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判断他下一步将走向何处。

奥巴马沉着而雄辩的口才，以及他的常春藤背景，可以完美地调和左翼和中心的相互冲突的修辞要求。一方面，奥巴马的沉静举止象征着民权革命的胜利，左翼的积极分子将后者视为他们主要的近期成就；另一方面，奥巴马理性主义的常春藤人格有助于让中间人士相信，他有能力进行平衡判断。

未来的建制外候选人会发现他们更难设计出象征性的诉求，既可以动员起初选中的积极分子，又可以维持中间选民的广泛支持。

当反叛者回顾奥巴马接受民主党提名的胜利演说时，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可能不是奥巴马在演讲中说了些什么，而是奥巴马在哪里进行的演讲：他并不是向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而是用电视转播了他在丹佛足球场75000名狂热政党分子前进行的演说。这是一种我们不需要的克里斯玛型的狂热政治。但在下一个世纪，同样的大剧院场景将以越来越频繁的频率出现。

预言未来是一件棘手的工作。当一位意识形态的偏执者得到一党的提名，另外一边可以推出一位可接受的中间人士，他可以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很有可能两大党在同一时间均被极端路线者所征服。或者，中间路线的竞选者来自一个因某种经济或者军事失败而陷入泥淖的政党，因此极端路线的竞选者可以借力打力。

只有一件事看起来是确定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场景的预言，在接下来的50年或者100年中，更多的总统将运用极端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