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鲁斯·阿克曼】

美国宪法研究已经成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研究。但是，这无法告诉我们，建国宪法设计与当代现实在哪一方面发生了最大的偏离。正如汉密尔顿的预言，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成为了“最不危险”的分支，“即便是寻求本机构判决的效力”，法院也必须寻求总统的支持。制宪者们的错误之处在于未能预言我们的最危险分支的身份。

建国者们认为国会将是最危险的分支，因此他们费尽心力去制约来自国会方面的危险——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将立法机关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并让两院彼此制约和平衡。但在两个世纪的进程中，最危险的分支已经变为总统——这就要求我们对思考和实践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是一种可能来得太晚、但终究会来到的检修。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创作的《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资料图/维基百科）

我并不希望苛责制宪者。他们对国会的忧虑在1787年是完全合理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启蒙时代的圣人，得以超越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原因在于我们的造神运动。在此，我们的工作是要用今人的认知去检验制宪者的作品，理解建国者的宪法结构在运转之时已经成为对原初意图的嘲弄。

首先看总统和政党。对于现代美国人来说，定期的政党竞争乃是民主的定义性特征：如果同一个政党掌握权力达70年之久，墨西哥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判断这不是一个民主的政体。

这并不是建国者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绅士们看来，“政党”（party）和“派系”（faction）是同义词。派系是邪恶的，而联邦宪法的目标正是要创设出一种体制，在这一体制内，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绅士们可以超越小派系主义者的政治伎俩而赢得职位。

这就是选举团的原初用意。选举团赋予各州的本地要人选择总统的权利，经由此，建国者希望避免重蹈罗马共和国堕入民粹煽动政治和帝王专政的覆辙。

但是，建国者的愿景却被在1790年代兴起的准现代政党体制所击碎。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就美国民主的未来展开斗争，总统职位成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平台，杰斐逊由此主张来自人民的授命，进行一场根本性的革命性改革。这正是制宪者们所致力于防止的那种煽动政治。

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杰斐逊的先例塑造了宪法的理解。每一代人都通过政党体制向总统职位注入新的平民主义意义——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党，亚拉伯罕·林肯的共和党，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平民民主党，都运用总统职位作为一种激进转型的引擎。

杰克逊和林肯获得了成功，布莱恩归于失败，但无论成败，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型赋予总统以一种新的宪法意义：美国人开始认定，总统具有以我们人民的名义主张根本性变革的民主正当性。

与此同时，19世纪的政党约束了总统的平民主义驱动力。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尚未创设他们自己的竞选组织。他们都是遥不可及的人物，必须依靠地方性的政党报纸向普通读者传达政党的资讯，同时依靠地区性的政党工作者在选举日内发送选票。

事情在19世纪结束时开始发生变化，其时赫斯特与其他报业大亨夺取了政党领导人对于主要沟通手段的直接控制。伍德罗·威尔逊做出了关键的突破。

威尔逊亲自向国会的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因为这一做法很容易让人想到英王的议会演说，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否决了此惯例——此举将国情咨文变为一种新闻事件。威尔逊总统还开始举办媒体组织参与的新闻发布会——这使得他可以越过国会内的政治领袖，直接向全国发表言论。此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将总统的声音传至美国的千家万户。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进行著名的“炉边谈话”（资料图/维基百科）

这就开启了政党体制的另一次大革命——也正是这次革命催生了我们当下形势的危险。

关键时刻是1968年的悲剧性的民主党大会 （译者注：民主党1968年大会于当年度的8月底在芝加哥市举行，由于时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宣布不谋求连任，该次会议的目的是选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当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6月5日，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会议期间发生了示威者和芝加哥警方以及伊利诺伊州国民自卫队的大规模冲突），这次会议让政党职业人士声名狼藉，因此导致了现在的体制，在绝大多数州内由普通选民直接选举所在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变革从政党体制内切除了一项关键性的制约元素。在政党大佬们进行候选人选择时，他们关注的是那些有可能在本州赢得中间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即便是在意识形态狂热和群众动员的时刻，职业人士也会将提名交给那些对政治中心具有最大吸引力的人物——党内的温和林肯，而不是极端的西华德。

这一新体制使得平衡趋向极端主义的方向——远离总统大选时的中间选民，而走向政党初选或者预选会议内的中间选民。候选人甚至会游移至更远的左翼或右翼，以鼓动积极分子在初选竞争中出来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