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上文所言，莫恩的这部著作是针对西方场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而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乃是西方学人基于理论自觉而对西方文明之缺陷所作的自我反省甚或精神涤罪，这应当成为我们中国学人对此书进行批判阅读时需要把握的核心基点。那么，他的这本《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的中国意涵又在何处呢？一方面，莫恩将“人权”单向度地限定为国际人权，进而以此为基础来深入检讨此等“人权”的历史起源，并最终得出问题丛生的这个乌托邦终将被取代的结论。置于西方的问题语境之中，这当然可以自圆其说，毕竟之于欧美诸国域内民权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至少不再是重大问题）。但是，若然将其投射到中国现实语境，此等立场便很可能造就这样的理论误判：片面强化对人权普适性的民族主义式的批判与攻击，而相应忽视和弱化积极采用人权的思想与制度来抵制国家、社会以及强势个人对于域内弱势者基本价值的侵害。进一步说，单纯聚焦人权国际维度的阴暗面也并不能呈现问题的全貌，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权思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在实现人的精神和物质福利上具有巨大力量，所谓“取法人际，天道归一”，这种类同“天道”的观念对于非欧美诸国的普罗大众也同样具有莫大的诉求力。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霸权往往是一种垄断性的体系构造，不对其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地否定。我们现在如欲克服人权观念上存在的自由权中心主义和欧美中心主义，首先就必须站在通盘考量与客观评判其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现代人类为最大限度实现基于人的物质欲望所形成的生存欲念采取了资本主义，并在主权国家体制下进行了为生存的组织化，同时，为了节制两大力量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尝试了各种制约方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集体主义、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社会制度、各种各样的宗教集团共同体、世界联邦运动等等。这些尝试，有的取得部分成功，有的无果而终，但它们都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和主权国家的存在方式进行反省，为缓和其残酷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来说，在全面并广泛保障被只身扔进主权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之价值和利益方面，像人权那样有效的思想和制度尚不存在。[13]

简言之，在现代主权国家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人权是至今以保障个人权利来实现人的福祉之最有效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来也必定是最有效的手段。接续莫恩的结论，如果其缺陷极为深刻，人们寻找到了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那么就可能用它来取代人权，或者用更有效方法来矫正甚至重塑人权。

尽管现今国际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权观依然表现为欧美中心主义，但与过去相较它已日趋开始重视非欧美国家的主张、思想和文明，成了一种文明相容（inter-civilization）的人权观。在这种情势构造下，借用日本著名国际法学家大沼保昭的倡言,我们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当为之道做如此规划：

“要着实推进这一趋向，如中国这样，具有优越文明传统、于国际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更深一步地理解人权理论和思想，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展开立足于自己文明遗产的主张。……为此，中国就不能只是将欧美的‘人权干涉’作为‘干涉内政’来排斥，而必须向欧美及其他国家积极主张自己的人权观，通过思想的争搏和思想的交流来使人权思想真正获得普遍性。这也是拥有卓越的文明、对21世纪全球社会的存在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比如中国——所具有的历史性责任”。[14]

要达致在国际和文明相容方面具有更高正统性的人权，置于更大的理论框架中，本质上就是在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偏狭世界观进行健康祛魅之后，如何进一步谋求类同于世界主义式但具有更高可行性的替代之法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迈向所谓的“东方法律主义”（Oriental Legalism）的新法治话语的建构问题。[15]虑及中国当下的软硬实力对比严重失衡之不佳现状，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应为且必为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