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权起源的国际政治逻辑

莫恩最终意欲回答的是，为何人权既无法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成为全球理想主义的焦点，也无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或青年运动中同样无法渗入其中成为核心，却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了逆袭。在他看来，只能将人权置入这样一种矛盾心态交织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对其进行理解：一方面对乌托邦理想充满了不信任，一方面又渴望一座乌托邦。“人权能在当时从理想主义的土壤中如此颠覆性地突围是因为，其他乌托邦幻想的破灭以及这些幻想向人权乌托邦的转型为这一突围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机会”（第119页）。无论立基于国家还是国际主义，“这些信仰体系原本承诺了一种自由的生活，但却通向血腥的沼泽；又或者提出要将人们从帝国和资本中解放出来，却又突然走向黑暗的悲剧而非光明的希望”（第8页）。在这种情势之下，一种围绕个人权利的国际主义涌现，正是因为它被定义为一个意识形态背叛和政治崩塌时代下的完美替代品。可以确定的是，促发这场人权风暴的有许多催化剂。但梳理莫恩的论证思路，除了上述提到的殖民主义的正式结束和后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之外，两大阵营各自发生的重大转变以及大赦国际利用这种转变而展开的超越官方政府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的人权社会运动，无疑在其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方面，伴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破灭，左派的转型使得人权运动为一系列严酷的现实斗争提供了崭新的框架。在苏联阵营内部，“异议”现象真正浮出地表是在赫鲁晓夫推行去斯大林化的政策之后，1956年的“秘密报告”激发了对那个政体排山倒海的批判。虽然反对苏联政体的人权运动方兴未艾，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幻想。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坚信这个政体只是走了条歪路，它必须回到最初坚持的轨道上去。苏联共产主义可行性的瓦解非但没有导致革命热情的死亡，反而点燃了那种去追求一个更好的、更纯粹的共产主义的决心。在安德烈•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事后成为最著名的两位异议者）看来，“布拉格之春”对于共产主义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正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社会试验。然而，苏联却在1968年夏天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这场由公众领袖杜布切克所推动的共产主义改革。“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如何在一个毫不容忍异议的极权主义政权下寻找一种能超越业已僵化了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第134页）。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破灭了，没有人还会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改良。如果说以人权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凋零于1968年的东欧，那么当1973年9月智利总统阿连德遇刺时，社会主义在其他地方就算是遭受了致命的挫败。1968年布拉格事件向世人证明了，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走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是不被允许的，而1973年的圣地亚哥事件又向他们证明了，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走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不被允许的。

布拉格之春

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希望在整个地区的分崩离析，转而为人权这一完全不同的战略腾出了新的意识形态空间，并使之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苏联，而且在之后的其他许多地方都成为了核心。那么，实现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何在？在莫恩看来，一个最佳的解释是，只有当政治转型的更宏大设想遭遇失败，并且在政治封闭期内，道德批评依然拥有畅通渠道之时，人们才会提出新的诉求。换句话说，人权之所以作为一种替代物而出现，是因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乌托邦只给道德留下了空间（第137页）。左派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在空前压迫的浪潮中，留给极端激进主义的空间在当地正不断萎缩，所以他们寻找更为可取的新的方式以延续他们的政治参与，而通过对政治进行道德批判来实现某种纯粹的事业便是他们选中的目标。鉴于几乎无法在本国施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寻找“中间对话者”，因为这些对话者可向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弃对本国左派人士的镇压。长期以来，以道德的乌托邦思想代替政治的乌托邦思想意味着人权的问世，因为这表明乌托邦思想的信徒决定放弃曾经赋予乌托邦魅力——尤其是那种诉诸天翻地覆的改革甚或是革命和暴力的乌托邦——的最高纲领，开始从对社会主义人权观念——只有在革命化的社会经济意义上才能实现人权——的认同转向了对于普世权利概念的接受。

这个“中间对话者”便是一直致力于人权保护的大赦国际，大赦国际活动家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使得苏联和拉美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从而造就一种“国内问题国际化”的扩散效应。较之于其他相互竞争的新的社会运动大多数在同一时期内几乎都遭遇了自由落体式的衰败，大赦国际在20世纪70年代却经历了一场大跃进式的发展。归根到底，其成功得益于两个特质：其一，它具备抽离于国际政治场的先天优势。与那些最早的人权团体不同，大赦国际并未将“世人想象中人权准则的唯一看护者”联合国视为拥护人权的最主要场所，而一直都在孤军奋战，通过自身努力，广泛推动了人权的公共意识。人权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发与联合国被边缘化形成了直接的关系。当时由于联合国受挫，在二战中的美国国际主义及其在战后的残留，同样也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可循的先例，而大赦国际组织的新的动员形式却在这方面日趋贡献良多（第127页）。其二，它自身提供了一种作为替代的乌托邦理念。“它意味着与20世纪60年代主流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决裂：热衷于革命、试图以全面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统治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满怀对变革整套体系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崇高理想。相反，大赦国际的活动家们实行的是一种最低纲领，采取的是真正实用主义的手段——它们‘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稍微不那么邪恶’”（第145页）。也就是说，被集体主义乌托邦的政治伎俩愚弄了许久之后，更有意义的任务是去拯救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赦国际的吸引之处就在于此：它为人们留下了政治乌托邦的理想，并致力于那些规模较小并且更易实践的道德行为。这并不是因为它相信这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而是因为，没有这种力量，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糟。当1968年后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之时，这种投身事业的最低纲领就是诱发条件及其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