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磊杰】

当人们听到“人权”一词时，他们想到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这样想是对的。他们的脑海中有一系列熟悉的概念，有关不可或缺的公民自由和时而更为宽泛的社会保护原则。不过，人权还有其他含义。

这个词暗示着一项进程：即改善这个世界，进而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的尊严都将享有可靠的国际保护。它发誓要刺穿牢不可破的国家边界，并逐渐以国际法的权威取而代之。它自豪地要为受害者们打造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生活或将更加美好。它立誓要尽可能地与诸国结盟共事，但也会在他们违反最基本的规则时公开谴责。在这个意义上，人权阐明了社会运动与政治实体最崇高的抱负。但就其捍卫的政治标准与其激发的强烈感情而言，这一方案是描绘在一幅尚未被实现的图景之上。换言之，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方案。

当代历史学家几乎完全一致地对人权的出现表示了庆祝，并为晚近的热忱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背景故事。他们运用历史来证明人权出现的必然性，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定位这一真正的突破源自何处：将其归功于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中世纪的基督徒还是现代早期的哲学家，民族主义的革命家还是废奴主义的英雄以及美国的国际主义者还是反种族主义的空想家。然而，在哈佛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恩看来，此等人权的叙事只是一个被建构的历史神话，我们必须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揭示这座乌托邦的真正起源，《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一书便是意在达到此目的的拨乱反正之著。[1]

在这本被誉为“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人权史著作”（保罗•卡恩语）中，他指出，先前的历史打开了许多条不同的通往未来之路，而人权远非世事中激起信念与能动性的唯一道路；它既不是对几个世纪以前的创建者的人道精神的传承，也不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残忍的反扑，它只是从历史中偶然浮现出来的，用以顶替诸多业已破产的政治乌托邦的道德替代品，是一个最后的乌托邦。

一、如何妥恰地界定人权？

莫恩认为，一些历史学同仁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2]主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人权与人的权利之间存在的实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他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获得了共鸣。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基于对某一政治集团归属感的早期权利与最终的“人权”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关于本土公民身份的政治观念，而后者则是一种有关境外苦难的政治信仰。为近代早期的革命与19世纪的政治提供动力的“人的权利”（droits de l’homme）必须与杜撰于20世纪40年代且在近几十年才变得如此诱人的“人权”（human rights）严格区分（第13页）。

人的权利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构建紧密相关，晚近之前国家一直都是权利得以产生不可或缺的熔炉。人的权利不是独立的论题，也非对抗性的力量，其总是在政体建立之时公之于世，证明它们的崛起，以及崛起赖以成功的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国家的创造，且始终不曾受到国际化带来的国与国之间新型关系模式之影响。相较而言，人权史上的中心事件却是将权利重铸为一种可从外部批驳主权民族国家——而非充当其基石——的法定权利。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前者无疑是一种建构性力量，而后者往往充当一种解构性的因素。如果从前到后的变动涉及意义与实践上的彻底改变，那么从一开始就将前者呈现为后者的源头就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19世纪时常被恳切诉求的人的权利总是与国家主权的扩张如影随从，而彼时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在国家的框架之下坚决捍卫公民的权利。拉法耶特主张，“任何人的普世权利……得到的最佳保护来自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马志尼大声疾呼，如果不把民族国家作为首要目标，那么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你都不会有名字，不会有响亮的声音，不会有权利”。德国人在革命的1848年争论不休的权利正是与公民身份息息相关的公民权，而其对自由的到来所唱颂的赞歌则与民族沙文主义的爆发紧密勾连。正因如此，黑格尔才得出这样的论断：权利只有“在语境中”——在一个调和自由和社群的国家里——才是值得一提的（第29页）。从很大程度上，“自然权利的历史与此后的人的权利的历史同样是一部关于国家的历史，而晚近的‘人权’试图超越的却恰恰就是国家”（第22页）。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民主共和主义的历史或者说自由主义的断代史更多地是关于人权如何未能出现，而不是关于它们如何出现”的历史（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