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如果没有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美苏双方对人权的共同承诺，以及后来在1977年1月卡特与人权话语之间“缔结”的生死同盟，那么人权可能依旧是逐渐扩大但声势依旧虚弱的团体组织以及他们的国际成员的独揽之事。首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是超级大国进入冷战缓和期的一个产物，利用这一机制，苏联通过发起为期三年（1972-1975）的泛欧谈判，最终达成的《赫尔辛基协议》意在确保国际社会承认他们对东欧过去三十年的接管权，从而实现缓和的目的。作为交换，苏联承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就意味着它废除了苏联有权为保卫社会主义而干涉别国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从而为东欧卫星国不受苏联干涉地修改和推翻他们的“社会主义”政府开辟了道路。[7]事实证明，在赫尔辛基，虽然人权和基本自由首次成了东西方关系和谈判的公认话题，但该协议却意外“改变了冷战的坐标”，[8]对苏联而言，在协议中嵌入对人权的承诺成为了安放在克林姆林宫下的一枚定时炸弹。[9]持不同政见者抓住苏联政府做出的承诺，通过与西方同仁建立联盟加快了组织进程，进而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范围。缓和时代放松了对旅行的限制，当时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共产党官员在1976年首次走出苏联阵营，先后访问了法国和意大利，带着对异国他乡的文化、自由和财富的亲身体认和深刻印象返回了家园，为日后直接导致苏联崩溃的新思维改革埋下了伏笔。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评论》编辑波德霍雷茨曾对赫尔辛基议程大肆抨击，认为承认苏东政府的合法地位，无异于一种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绥靖之举。但他在2005年承认，这个协议“把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交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手中，非但未能担保苏联帝国的永久存在，相反，却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10]

其次，在经历了越战的泥淖之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对崭新道德话语的自由主义式转向，对于人权话语的勃兴无疑发挥了直接的牵引作用。当时激进分子抵制的不只是冷战，而且还有这段期间与苏联的缓和，他们将这些缓和政策看成是从国际政治中排除了对道德的关注。尼克松相信，对美国来说重要的只是其他政府的对外行为，而卡特却坚称，国家的内部行为也是美国人乃至整个世界所应关心的问题。1976年的总统大选变成了针对冷战缓和政策的全面表决，奉行道德超越政治立场的卡特最终取得胜利。就广义而言，他的当选为人权在整个美国政治版图上的进发开辟了道路。1977年被称为人权年，开始于1月20日的卡特就职典礼，而在大赦国际于12月10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达到高潮。“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漠视自由在其他地方遭受的命运”，卡特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如此声明道，“我们对于人权的承诺必须是无条件的”（第154页）。

在卡特的政策中，“人权”一词所带来的象征性意义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把这个词深深地植入了大众意识与日常话语之中。对于人权的主张是由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所提的，外加人权本身又是作为超级大国施展力量的指导性原则，所以，这样的道德主张就会明显区别于来自底层阶级的诉求。可以说，卡特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把人权从处于底层的游离状态推升至了全世界话语的核心。“在这个深陷于道德泥潭如此之久的世界里，这种转向对于这个国家的道德以及政府信用的重建无疑赋予了一种基于权利的国际主义的美国式意义”（第158页）。也正是在如此晚近的时刻之后，人权才开始定义今天。以其历史学家特有的对文献的缜密分析与系统整合，莫恩完满地论证了这一点：人权是在其他乌托邦理想的危机中降临世界的，而非如以往常识所假定的那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道德自明性；意识形态的冲突、政治实用主义的算计和随机发生的事件看来要比原则和理想主义对人权史的影响更大。

三、人权史的祛魅与人权未来之走向

无论导致人权出现的原因是与反殖民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无法和谐共存的亚一级的国际主义（典型代表就是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去挽救共产主义的各种尝试，关键在于：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发生了信仰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另一种对于超越民族国家的许诺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枯竭，而这一允诺正是为何人权会在后来的三十年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正如许多人权运动推进者在20世纪70年代清晰意识到的那样，人权可能会在那个年代获得突破，因为当时的思想风气已经成熟到可以不通过政治立场的表达，而是通过超越政治的方式来释放不同的主张。道德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其能够成为人类共同渴望的事务。

但是，使人权能在那个年代存活下来并在其他乌托邦理想衰落之时依然能繁荣起来的那种特殊的中立环境，后来也为人权拴上了沉重的负担。人权作为最后的乌托邦在前辈和对手们纷纷溃败之际现身，虽然它生来就是宏伟的政治使命的替代选项，甚至是对政治的道德批判，但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先前已被其他方案以及相互竞争的乌托邦理念处理过的问题，被迫担负起一项宏伟的政治使命：为我们重新定义何谓善的生活，并且为了能实现这种生活向我们提供一套方案。也就是说，它必须被迫逐渐而又明确地承担起正是通过回避才赢得的东西，承受其原本可能无法完全承受的生命之重。

详言之，底线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合二为一，最初使得人权能在这个世界上具有一席之地，但维持两者结合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消逝。现今，通过诉诸作为底线的伦理规范避免大灾难与通过诉诸作为最高理想的政治眼光来构建乌托邦，两者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差异。人权从对于“无权者的权力”的主张中诞生，抱持超越政治的渴望，如今却与“有权者的权力”紧密绑定（第228页），成为新的人类政治的核心话语。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外推行的民主促进运动，几乎完全以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了人权，而道德介入外交政策引发的效应就是造就了在当时以及自那之后围绕人权应否本土化而产生的诸多悲剧性后果：人权能否同时既是西方的又是普世的？是否不同地方的普罗大众必须均以西方受众的可接受性为标准来择取他们的要求，或者说，他们是否能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依循自下而上的路径使用人权这一话语。在人权政治议程的设定者看来，答案是且只能是前一个，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因为任何一种话语霸权的生成逻辑基本上皆是如此。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人权的大获全胜，而这一现实在实质意义上直接强化甚至固化了上述欧美中心主义人权观的霸权性。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权不再是在全球冲突或卫星国之间的地方性争端中的批判的武器，而是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做生意和交朋友的主要沟通工具，并一跃成为了街头巷尾唯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终结”后的意识形态、“历史的终结”后的唯一价值观。[11]对此，科斯塔斯•杜兹纳进行了生动但不失深刻的反思：“今天，人权这枚公章既变大又变小了。它变大了，因为在概念和名义上接受人权的标准和管理机构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是进入世界分配的入场券。藐视这些规则，说得确切一点，藐视大国对于它们的解释，不再意味着国际论坛上的外交谴责和为了媒体利益的戏剧性抨击，而是意味着轰炸、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业已显示，人权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而人却不是”。[12]

既然在不对等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人权话语易被强权滥用这一议题早已被诸多国际法学者所深入关注，那么，本书的比较优势与独特价值又在何处呢？莫恩给出的答案是，更好地理解人权如何在乌托邦理想的危机中降临世界，而非秉持其如常识所假定的那样具有长期的必然性和道德自明性，不仅可以明晰人权历史的真正来龙去脉，而且亦是“思考人权这一乌托邦理想和运动所要继续面对的深层困境的唯一出路”（第214页）。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深层困境，但是颂扬人权起源的历史不会有助于此。这便是此书的终极依归与独特价值所在。因为倘若人权被认为是天生的，或是处于长期准备之中的，人们就不会直面那些使得人权变得如此强大的真实理由，也不会检验这些理由现今是否仍能自圆其说。相反，真实还原这段历史，可令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在当今这个已然与人权晚近降临的世界极为不同的世界里，人权与其说是要被保存下来的遗产，毋宁说是要被重新改造甚至抛弃的发明（第9页）。这就意味着，如果它被发现存在缺陷，那么就可能会有另一座乌托邦在未来兴起，就像人权曾经在其前辈的残骸上冒出来一样。人权生来就是最后的乌托邦，但或许在某一天，还会出现另外一座。言尽于此，莫恩的结论其实已经呼之欲出：既然以国际人权面目作为根本表征的“人权”话语，容易沦为国际政治倾轧的精致工具，既然它的这个缺陷业已被认定，那么就像人权曾经在其前辈的残骸上冒出来一样，另一个取代这种人权的乌托邦肯定会在未来兴起。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式的渐进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