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之所以莫恩将“人权”排他性地界定为“国际人权”，主要因为“二战”之后在福利化体制与选举政治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在西方社会内部，国内维度的人权（以美国的民权运动为代表）已经不再是过于急迫的问题，阶级政治已经朝向所谓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转变，[3]最成问题且最为世人诟病的反而聚焦于人权的国际维度：人权一直是被剥夺者、被迫害者们长期斗争的思想和法律工具，这些人反对那些把他们自己的局部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人们，然而人权的这一初衷却受到欧美大国的逐渐削弱，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些政府近乎已把人权变成了西方势力输出与扩张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莫恩与专注人权与国际政治问题的知名学者科斯塔斯•杜兹纳、乌戈•马太的理论导向大体相同，[4]作为西方学人，他们皆是基于纯粹的学术立场而对西方自身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力图谋取问题的妥适解套之法，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对国际人权历史起源的梳理，而后两位学者更多地聚焦对国际人权现实运作逻辑的批判。

部分历史学家虽然赞同莫恩的上述论断，但却仍将人权的起源回溯至20世纪40年代：在这个被视为突破和胜利的关键年代，人权最终是作为对“二战”大屠杀的回应而变得重要起来。然而，对于这一“有关人权起源的最广为传颂的说法”（第6页），莫恩认为只是又一个去政治化的历史神话。在真实的历史中，无论在战时的说辞抑或战后的重建中，人权都是被边缘化的，它们对于结果无关紧要；战后也并未广泛产生对于大屠杀的反省，人权不可能是对此做出的回应。无论作为一种诉说战后社会所有原则的表达方式，甚或是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渴望，人权这一概念当时皆未渗透到公共领域，从未像今天一样流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在出台《世界人权宣言》的1948年（第42页）。为此，他提出，人权的历史必须将其主要挑战放在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之上：为何不是在20世纪40年代，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权才开始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定义为一场国际运动的根基和一座国际法的乌托邦？

战后时代通常被视为人权的突破期，但在这段期间，人权这个观念并没有在国际法的规范下取得任何进展。归纳莫恩的分析，第一个原因是得益于联盟政治的继续，民族国家的话语权获得了空前加强而非受到限制，这使得国际法及其主要捍卫对象的人权只能被边缘化。战争时代，国际法学家面临的基本威胁，不是因为人权遭受践踏，而是因为他们设想的一切计划都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乎人权，而更在乎践行汉斯•凯尔森所言的“通过法律达致和平”：新秩序的建立应基于正式化的规则，而非赤裸裸的权力分配（第179页）。但是，联合国的建立向他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主权的统治还没有结束。在敦巴顿协议中，人权实际上是被忽略的，而在《联合国宪章》中，人权也只不过是一道点缀。在一个被冷酷的现实主义所主导的时代，在马基雅维利式的国际关系中，就连国际法本身看起来也是多余的，遑论人权。尽管《世界人权宣言》确实是由国际组织宣布的，但如其文本所示，它仍然保留着国家的神圣性，而非将这种神圣性取而代之。就此，一直为人权孤军奋战的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彼时将其斥为“一场令人羞耻的溃败”（第78页）。“这与其说是新时代的宣言，不如说是铺在战时希望之冢上的花圈”（第2页）。

人权思想在战后时刻无关痛痒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事实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福利主义思想在两次大战之间和战争时期被广泛接纳，这意味着社会保护的可能性赢得了空前的共识。然而，最有前途的社会模式究竟为何？在这最重大的问题上，人权的话语无法决定如何在美欧经改革过的资本主义机制和苏东革命性的共产主义机制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蓝色角落里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而另一边则是红色角落里的经济与社会权利。正是这一事实，导致了人权作为一种新生的意识形态范式在此刻被边缘化了。在1945年雷蒙•阿隆就曾指出，对权利的张扬必然是虚伪的，当面临在互相竞争的社会模式中做出选择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去牺牲个人自由原则，或是财富平均分配原则”（第69页）。施瓦辛伯格更是指出：“以为能在东西两个世界之间找到一个人权的共同特征，其实是忽略了人民‘民主’的真正结构。”（第188页）这实际上是说，在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博弈中，意在整合甚至超越不同“社会体系属性”或“人民民主结构”的普世性人权概念难以可能。杜鲁门主义在1947年被公之于众，它要求对“两种生活方式”做出抉择。这意味着，次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似乎肯定是让各方在十字路口保持团结的一种借口，而不会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效力。[5]

与此同时，在美苏之外的第三世界，一个意外的事实是，战后的后殖民主义者竟然也很少援引“人权”一词，或专门诉诸《世界人权宣言》，尽管去殖民化运动正是在其通过的那一刻及其后的时间里爆发的。无论在万隆会议上，还是之后的“不结盟运动”中，没有人认为人权可以在亚非国家的潜在推动下形成一套国际法的机制从而对个人进行保护。无论是苏联还是反殖民主义的力量，都更为坚定地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事关“解放”的集体理想——视作通向未来的途径，而非直接诉诸个人权利或其在国际法上的神圣地位。这是因为，前殖民地国家仍然需要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为此，它更忠实于早期欧美人对于权利的构想，赋予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以优先性。正是基于此等倾向，在联合国内得益于这些新兴国家的推动，人权的命运转而开始以“自决”这样的集体权利作为基础。本质上，在反殖民主义的想象中，新的人权被理解为一种颠覆性的工具，其以解放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民族国家为名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于1963年就曾说道：“我们为基本人权斗争的故事——通向民族独立和自决的自治——还没有体现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斗争之间有什么不同”（第106页）。这必然意味着，经由去殖民化而出现的新的国家，彻底改变了人权观念的根本含义，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性话语进行输入，但同时却把真正的人权冷落在世界舞台的角落。

实际上，人权是以与自决形成此消彼长关系之方式进入全球话语体系的：一方兴起以及取得进展的时候，另一方则衰落甚至消失。这就是说，只有当自决陷入了危机，人们才有可能从后殖民主义解放的迷梦中醒来。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左翼政权国家。当时，传统的反殖民主义作为一项道德与政治计划已经失败的信念四处传起，而主要的造因在于，彼时来自西方的官方援助已被切断，它们的政策以及东亚的经济吸引力又导致他们的国家无法吸引私人贸易与投资，结果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压力。[6]当第三世界的领导人致力于巩固权力，并企图采用极端方式推行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社会与经济重建时，人们最初可能会报以同情，“为了创造出能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有选择性的推行独裁政治可能是必要的”，但过了十年之后再回头去看，他们就会沮丧地发现，这句话没有一点意义（第115页）。当新兴国家对于大量出现在自己领土上的违反人权以及尊严的事件表现出惯有的漠视时，一切旨在于反抗殖民主义以及分离主义的正当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就会遭受质疑。这种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可感危机使得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作为实现现代自由的唯一路径丧失了吸引力，权利由此最终失去了其与革命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系（第212页）。事实上，人权只是在去殖民化时代衰落并遭到普遍忽略之时，才取代自决并具体化成一套有系统的理想主义的。作为一种潜在的、会对主权权限形成干预力量的这座乌托邦，对其的狂热最终取代了对其的怀疑，一种从“外部自决”朝向“内部自决”转变的时代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式拉开了序幕（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