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1922年他写作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问题》中，他说：“个性与社会性的调和问题，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末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提出这个调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把柏格森的理论、把威廉·詹姆士的理论、把杜里舒，欧洲的、德国的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和中国的思想结合起来，也就回到了他早期关于儒学的那些基本判断里面，他说：

“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哲学以研究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关系和现代科学不是反科学的过程，他说的很清楚。而且他认为现代科学也可能产生出跟道德律发生关联的地方，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比如克鲁泡特金当年的互助论是从科学上归纳出来的互助论，威廉·詹姆士用科学的研究法提出了人格的唯心论，柏格森直觉的进化论在此论证了进化的原理。

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在这样的意义上，为了调和和克服科学和自由意志的对立，梁启超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开始回到他所说的儒学的立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他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途径可循，我国先圣早已暗示。1927年他发表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叫《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叫《言礼学说与现代教育》，在这些文章里面，其实是他把王阳明的学说、颜元和李塨的学说，看起来都是主张知识是由实际的经验得来，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种经验是和近代的，就是二十世纪的威廉·詹姆士、杜威等提倡的实验主义是同一个口吻，他说：

“以极端唯心派的人,及其讲到学识方面,不独不高谈主观,而且有偏于纯客观的倾向,浅见者或惊疑其矛盾,疏不知他的心物合一论心理合一论,结果当然是要归到此点。”

整个来说，他晚期的思考是要把身、心、意、知、悟这几个方面整个组织到他所说的创造进化的历史里面去，来重新思考在科学技术愈发渗透到我们的世界和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时候，人的伦理世界和道德世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是如何能够确立起来。所以，他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万能，依旧强调在这个世界里人的主观性、能动性、主体性，在这个当中的意义。

所以，这个部分所说的调和，当然看起来是折中的想法，但另一方面这个中庸的思想、协调的思想也和他早期独立的思想连在一起；你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不同的思想资源之中寻找到那个协调的可能性的，所以我最后引了这几句话，他说：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不要做中国旧思想的奴隶；不要做外国新思想的奴隶”。“此合理之调和必有途径可寻，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

这里面包含着他的期待，也可能包含着他的幻想，但我们从他的一生行动中可以看到，他始终注目于一个人和自己的现实世界，人、人类和未来的持久关系，所以他在反复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他强调传统跟科学、儒学和科学不能视为对立的：“盖在心物合一的的前提之下，不独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他希望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新的文明和创造。这个工作梁启超当然没有完成，有待今天的人们继续去思考和探索。

所以我引用了他晚期很喜欢的哲学家，就是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士。近代的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杜威，他到中国来过很多年，胡适之受他的影响很大，也是最大的推崇者，胡适基本上重视的是他的科学方法，而梁启超重视了他某种宗教和主观性的这个部分。威廉·詹姆士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他(指哲学家)的气质给他造成的偏见，比他那任何比较严格的客观前提所造成的要强烈得多。正像这个事实或那个原则那样，气质也会这样那样地给他提供证据，造成比较重感情的或者比较冷酷的宇宙观，并在文学、礼仪、政治等方面留下影响”。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除了后期梁启超非常重视威廉·詹姆士以外，我也想说的是，梁启超似乎一直在寻求比较重感情和比较冷酷的宇宙观之间的调和，通过他一生的创造和努力来做这样的一件工作。

我演讲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梁启超是我们同时代人吗？如果他是我们同时代人，意味着我们思考今天的时代，依然可以通过他的思维，他对自己时代的认知，去理解我们时代，他依旧是一个活的思想。还有一种，当然他是四大导师，可以说是被珍藏的思想，供我们膜拜的。就我个人来说，梁启超依旧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