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梁启超。因为，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我们也知道梁先生跟我们清华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一个是1914年，他曾到清华来做一个讲演，这个讲演的题目叫《君子》，这就是我们校训的诞生之处——我们校训用的是《周易》卦辞里的两句。

在这个演讲里，他对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有很深很高的期待，一方面是告诫，一方面是期待。他说：“因为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所以，这对清华大学的学子们的期待是非常之高的。他的这个期待以后又在他整个教学活动中一直在清华，他在那之后多次到清华大学做演讲、做研究，1925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现在在艺博前面的雕像里最西侧这位就是梁启超先生，所以他跟清华有非常深的渊源。

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用开学第一课的方式来纪念梁启超先生，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要想理解梁启超，首先要理解他的时代，他是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前面讲过，我一直认为思想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或逻辑，一种人基本上是以理念、概念推演出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是如此；还有一种思想家，是用他全身心的行动来展现，他的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语言里，也表现在行动里，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一生整个的追求里。

我引了梁漱溟先生和他的父亲这两句话，来做一个说明，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其实梁漱溟先生也是这样的理论家，他既做哲学研究，又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他的父亲说：“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这个全部身心、生命都在这样里面的思想家，我们如何理解他？

在这儿为了解说他的思想，我们先简单看一看他的大概状况。

行动的思想者

梁启超在1890年遇到了康有为，以后逐渐地卷入了晚清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参与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因为在日本的阅读和整个政治经历，他的思想为之一变。我们可以看他关于经历的时间轴，其中涵盖东京、夏威夷、上海、香港、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美国、台湾；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里，除了他个人的思想和政治行动之外，他在全世界不同地区运动。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思想不能从一个点，而要从更广阔的流动的视野当中。

1912年他回来以后，从政的时期，又走了许多地方，最后在1918年年底做了一趟欧游，去了欧洲许许多多地方，同样卷入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即便我们说他的晚年是从事文化学术教育的时期，但实际上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五卅运动，他都介入其中，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人。

他的角色里面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第一他是一个政治行动者，这不用多说，他从1890年代开始参与戊戌变法，以后的立宪运动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他都卷在里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立宪新政、国会请愿。他还担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参与倒袁时候的复国军起义，还有反对张勋复辟、传递巴黎和会的信息……他是真正的政治行动者，所以他的思想不能脱离他的政治行动来理解。

第二，他是二十世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完全新的角色，即政治组织，学会、政党这些都是基本的政治组织，梁启超是政治组织的行动者。他在1895年、1896年参加了强学会，以后有南学会、保国会、保皇会、政闻社、宪友会、中国民主党，这是他整个政治行动的组织依据。因此，他作为政治行动者，不是单一的个体和知识分子，他作为政治行动者同时还起着一个组织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