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他和杨度，他的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对比，他们在政治观上、在立宪问题上很多相似性，以后又有大量的分歧。他们都关注帝国主义，差不多同一时期，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他的基本判断是，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经济战争国，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的这些政治是所谓的经济战争国的时期；但梁启超和杨度我觉得侧重点非常不同，因为杨度更接近于一个地缘政治的观察，而梁启超整个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始终关注的是国民、是人，是人的道德状态，所以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如何改造人——这个新民，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改造国民性”——变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脉，这一脉跟他也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民族问题之后，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在二十世纪思想上影响巨大的理念，就是关于进化论的思想。刚才我说了时间的观念，二十世纪的观念背后有一整个历史的线索，是直线向前的目的论的进入观，背后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很大，也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巨大的影响。

进化论及其道德解释

我们都知道严复发表了《天演论》，关于他的成熟年代有一些争论，现在一般说就是1898年。严复关于天演的论述其实也相当复杂，包括在他的整个社会影响里面就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所以严复形成了一个直线进化的历史观，这个在晚清时期起到了极大的革命性的作用，因为他提倡了进步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背后也带来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用了斯宾塞的理论，我们都知道《天演论》这本书是用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伦理学的底本，是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但是严复大量注释里面是使用了斯宾塞思想去注释这个东西，去呈现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

这个观念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剧烈的争论，其中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展开了最激烈的批判的是章太炎，这是鲁迅先生的导师。他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俱分进化论》这篇文章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

所以他的基本思想是说，不能把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放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里面来，不能用单线的进化目的论来为帝国主义张本，或者说在进步理念之下掩盖社会的不公、世界的不公。各种不平等现象，常常是借着进步和进化的名目来的。所以，章太炎对进化论给予了激烈的批判。

我们来看看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的，梁启超毫无疑问是受到进化论的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在一开头的那段宣传片里引用了他的《少年中国说》，少年、青年、老年，把这个时间的线索跟人的生命的过程联系起来，肯定年轻的、否定年老的，很接近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但我们仔细读一读他的这段话背后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语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这什么意思呢？是说老年和少年不是一个一般我们说的生物进化的过程，不只是年轻和年老的问题，而是你精神的状态，你整个生存状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尽管在这个时候生物进化论依旧具有强大的革命性，所以在那个时候，总体上他可以说是一个进化主义者——

他是这么说的：“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这个话完全接近于斯宾塞的学说，很像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说，他说：“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这是跟刚才我们引用的章太炎的话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他确立了自己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另外的想法了。他说：“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虽然，生物进化论即日发达，则思想界不得不一变，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谬误固已不可掩。质而论之，则现在者，实未来之牺牲也。若仅曰现在而已，则无有一毫之意味，无有一毫之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的批判，他认为进化论说白了只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一种价值观和思想，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我们看到了民族帝国主义，看到了托拉斯，看到了这样的时代的时候不能再迷信这样的思想了，所以需要告别十九世纪——这是他非常重要的决断，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谈现在主义。他讲了斯宾塞、亚当斯密、边沁，这都是他曾经倾注巨大热情介绍过的人物，包括马克思、穆勒、奥斯丁、赫胥黎、马尔萨斯、尼采、李嘉图，但他还是特别突出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当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他说：

“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钳制。”

这个思想在1907年前后，跟鲁迅先生的思想非常接近；但他认为马克思也好、尼采也好，也依旧属于十九世纪的这个思想范畴，还要在这个上再去寻找更新的范畴。怎么去寻找呢？他要讨论所谓群的利益、人类全体永存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