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又回到了他早期一部分的思想，他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他说看起来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他当时想要比附，用西学来比附中学，或者用中学来比附西学，但是这个比附中蕴含了一个不同的意思，就是关于太平和大同的想法，而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里发现，这个时代是没有太平世的，看不到它的踪影，所以要去寻找；换句话说，他没有完全否定进化和进步，但要赋于进化和进步某种道德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了一些很特别的理论，他借助一些新的理论来描述这个时代，他是这么说的：

“虽然，以斯宾塞之睿智，创‘综合哲学’，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簿。”

所以，他后面引用马克思对整个学说的讨论。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叫颉德，他在这个学说里找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他说：

“今世政治学家群学家之所论,虽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视现在,于未来少所措意焉,如所谓社会论、国家论、文明论、民权论、政党论、阶级论等，虽其立论之形式不同，结论各异，而其立脚点都在这个当下，而缺少一个未来的维度。”

他是把进化和进步等同起来，而这个进步要等同于人类全体之永存之进步，也就是他早期倡导的中国思想当中的“公”，天下为公的公，还有那个“群”——一切不能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所谓的天然性，都不能称之为进化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变成了一个激进的未来主义者，他引用了当时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的理论，就是要把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主观性带入到关于进化的论述里面来，他说：

“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都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的余地了。”

这个话里面包含了他独特的思考，他一方面要把人主观的价值、伦理都纳入到关于进化和进步的思考里面来，因为这样的原因，他认为科学和道德之间、科学和宗教之间，应该存在调和的可能性。事实上，从那之后一直到他的晚年，他一直在从事这个调和的工作，这是一种激进的未来主义所导致的。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这个进化论的标准成了样的标准呢？这个进化论的标准在这里就成为了一种有利于群的理想的道德性的标准，也对自然性的意志，也就是道德，立于至善，就这样统一于他所说的天理当中。也就是说，所有有害于群体未来利益的因素都不能被理解为符合进化的这个法则。换句话说，进化论和进步的学说不能用作对那些反道德的、不合理的社会安排和社会过程做合法化的根据。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对整个历史的讨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经常引用他的历史学、新史学、时政史学，但事实上他最终思考的是超越了他早期关于新史学的那些想法。所以他这么说：

“第一，归纳法只能整理史料，却无法说明人类的自由意志的独创性；第二，历史现象中与自然系同类的事物可以因果律或必然的法则来说明，但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却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第三，历史的‘进化’只适用于人类平等和一体的观念及‘文化共业’，而实际的进程却是非进化的”。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主观主义，但其实他强调的是我们要理解历史，首先要理解人的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规律，和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过程。这就是他要把伦理的思想、善的思想组织到关于人类历史的描述里面，作为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所谓历史的讨论。

我再引用他的一段话，他到最后又一定程度回到他的公羊三世说的进化主义里面，也就是说他某种程度回到他的公羊三世说里面那个最初的道德理想，关于人类未来的那个理论里面，所以这部分其实是他即便接受进化学说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放弃的部分，这是他整个学说的根源，也是整个关于群的价值。我们下面最后的讨论是关于他讨论另外一个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如何来讨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方向。

文明危机？人类历史的转捩？

我们看这段话，他说：“后来冈狄（孔德—引者）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这段话是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是1918年他去欧游14个月，回到中国以后，在20年代初期发表的。这部著作一方面回应了稍早东西文化论战的那些基本论题，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引发了1923年围绕着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那个时候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他已经不处在整个时代浪潮的最中心，但其实他依旧是引发时代思潮变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影响到什么呢？他说这不是道德标准如何变迁的问题，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

一开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大战，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的成果用于战争和大规模杀伤，这个过程到今天没有完全停止，虽然两次大战的规模到目前没有重新出现。所以他会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要来遏制这个过程。1923年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这个观点其实是受他自己早期接受欧洲的思想，特别是康德的思想来的——要把这两个部分完全区分开来。

这是1923年，也跟清华大学有点关系。张君劢到清华做一个演讲，演讲题目就叫《人生观》，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引发了以丁文江为代表和张君劢为代表的两派的冲突，其实这两派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的弟子辈，所以梁启超介于中间，他一开头基本的论点就是这样的论点。

但稍候他就开始变化，他意识到科学技术不可能如此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来，如果只是把科学技术和情感道德完全区分开来，强调两个完全不同的话，恐怕没有真正的力量来抗拒这个强力的进程，所以他就设想了整一个思考，我把它称为要重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理解科学技术的世界。

首先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科学精神的延伸，而科学精神是和人的心灵和精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艺术、道德等等并不是完全不可通约的，是可以沟通的。所以，他是把科学的结果与科学本身区分开来，把数理化的概念和科学概念区别开来，把技术和科学一定程度的区别开来，来突出超越具体学科和科学的物质结果的科学精神的概念，他尤其强调科学精神作为人精神的一个方向的发展，这个概念一方面联系具体的科学研究，一方面联系人的心灵，所以科学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也依旧存在着伦理问题、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看《奥本海默》这个电影，就知道科学家是不可能自外于这样的问题的。其次，他是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协调社会发展所谓不是自然科学的学说，引入到科学的范畴里面来，在科学的内部来发现、寻找人的主观的心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这个世界采取一个所谓调和的态度，所以他强调要把理智和情感、心和物、科学和道德、必然和自由加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