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说过，梁启超是一个启蒙家、一个编辑者，他不断走动，所以他思想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他不完全在进行个人的写作，而是一个编辑家，通过他的杂志、刊物，介入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辩论。

他和革命党人关于中国前途的辩论，不仅仅在谈论中国，也在谈论俄国、法国、土耳其的革命，在谈论德国、美国的问题，更不要说关于日本大量的论述。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他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方式时，出现了一个全球的共时关系。在二十世纪之前，或者说十九世纪晚期之前，是很少有一个中国的思想家这样论述中国问题的，他把它展开成为全球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梁启超写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提出二十世纪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他思想者也在讨论时间的问题，康有为1901年礼运注里面用的孔子纪年，刘师培用了黄帝纪年。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新的纪年，梁启超跟他们的不一样，他要把它放在整个世界的框架里，一个普遍的时间和空间里理解中国的命运，这是其一；他们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它不再是循环的时间，而是从一个过去的点向今天这个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线性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词，这个词也是梁启超第一次提出的。

所以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代，就是他所说的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时代，多民族社会里那个主权的形式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他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我在这儿引用一个印度著名学者说的一段话，他说：

“亚非最有力量和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主义想象并不是基于某种认同的，而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推崇的“规范”民族社会之间的不同。”

他说亚非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把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贬义为他自身的一个漫画的形象”，这是帕塔·查特吉所说的这样一段话。

梁启超怎么叙述的呢？梁启超说：“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今天研究梁启超的时代，需要对他的用语做出历史性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这些词跟我们今天习惯的词不完全一样，同样的语言，背后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他说的是，欧洲是从十九世纪那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里，向他所说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转变；而“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这个地方的帝国主义，是说那个老大旧的帝国模式向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过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反抗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

所以，“民族主义者世界之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为什么呢？独立自强。“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对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这就是他所谓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他整个的思考、他的新民说的内核，“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他后来又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必须通过新民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说：“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这意思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多民族国家里面，这段话当然是针对反满的革命论者，他提出要把这些不同的中国境内的各族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新的国家，这预示着他的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

所以，我们在讨论他的概念之前，还是要理解他所说的“民族”这个意思，他在更早时期，1901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里面说：“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乃我中国之现状，则有异于是矣”。他说的是要有合群，大家知道这是社会群体，也就是他后来说的国民，但这个“群”的概念在他1890年代的思想里就持续出现，这个“群”不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界定的那个社会，而是一个具有道德内涵、伦理的某种一致性的一个群体，所以他对民族的期待里面一直有一个关于人的状态的道德性的关注，这也是他反抗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民族学说的根源。

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问题

他说：“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这是讲的整个国民竞争之大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国民竞争”而不是“国家竞争”，所以这跟他的新民学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的自觉，他所说的内部的人的独立、外面的国家的独立，结合在一起。

这个看法一直延伸到他对中国民族历史的看法里面去，二十世纪出现了以后，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叙述历史。因为他开始说了，他说中国历史上——

“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这是抵抗全球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他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都组织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间观里。

换句话说，我有时候会说，因为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和更早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叙述恰恰是一个倒叙的形式，是通过建立了新的时代意识之后才构建起来的一个意识，他在这个意识之下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

这些思想——比如海权的思想，也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理论，他把它说成是齐国的海权思想，这表示说二十世纪的意识对于他重构自己的历史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在一个时代性的关系当中提出的。所以在1905年他又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是他所说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