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独特性是在体系性分析内部展开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间接性而非直接性，从而存在着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持续战争和分裂。［27］这是中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局势，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局势的独特性所在，即一种不平衡的连同发展状态。

其次，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不仅在于存在着大量的贫苦农民（这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这一阶段综合性发展的形态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区存在革命的经验和动员。［28］

第三，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取决于是否存在全国性革命形势的发展。［29］

第四，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而仅仅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也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尤其是无法造成长期的割据局面。［30］

最后，如果没有有力的革命组织，或虽然存在有力的组织，但经常犯政策性错误，则红色政权也不能存在。［31］

事实上，毛泽东的分析在当时并不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所理解，他的写作既是为现实的斗争提供战略和策略，也是以理论分析的形式与党内的其他主张进行斗争和论辩。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汲取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也让我们想起《火星报》的题词。在广阔的中国乡村，通过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将军事斗争、社会改造、统一战线、政权和党的建设综合在一起，锻造出以农民为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生力军，这就是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

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包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醒目地诉诸这一传统，将抗疫斗争概括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阻击战是对战役目标的界定，而人民战争和总体战则是对斗争性质的概括。人民战争体现为群防群控，从社区－家庭、单位－个人到不同层级政府的上下贯通，而总体战显示这场斗争是国家体系和国家能力的全面动员。20世纪的人民战争是克服帝国主义国家总体战的基本方式，从而人民战争与总体战是对立的范畴，而在21世纪，当疫情催生全面国家动员之时，政党再度诉诸人民战争的模式，形成新型上下贯通、横向支援的社会动员。

在抗疫第一阶段，全国各省派出四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江苏一省以市为单位派出13支医疗队，街道、村镇、学校、工厂和各商业机构成为抗疫的基础单位。［32］没有“人民战争”，国家体系常常陷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陋习。疫情初期，中国及时向WHO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通报了疫情，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研究成果，但疾控直报系统未能有效运行，地方官僚系统对于前所未有的突发性疫情缺乏敏感，判断失误，依旧在稳定和保经济发展的逻辑下习惯性地压制舆情、贻误战机。

全面有效的抗疫动员是在中央政府直接干预下形成的。与20世纪人民战争不同，抗疫“人民战争”是在国家总体战框架下展开的进程，其目标是以全民动员、科学防治的方式阻击病毒，而不是生成新的政治主体。

在紧急状态之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求被置于首要地位，资本增值与扩张退居次要地位，“人民战争”的罕见能量得以重新焕发，为抗疫第一阶段的胜利提供了最大保障。西方许多评论者将中国抗疫过程归功于“集权主义”，却无法辨识国家动员体制下“人民战争”的能量，也未能区分人民战争与总体战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一在紧急状态下—抗洪救灾、抗震救灾、抗疫救灾—一再呈现的能量能否突破其作为动员手段的命运，重新焕发人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再度催生“现代君主”与人民的同一性？在当代条件下（经济、技术、传播方式等等），这一能量能否弥合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断裂，为新型社会-政治形式提供动力？

在媒体和知识精英纷纷谈论瘟疫将改变未来世界秩序的话题之时，这是一个需要再度陈述的历史经验：没有新政治就不会有新秩序。因此，问题依旧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