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将领导权问题归结为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两种形式，即“统治”的形式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政党通过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夺取领导权，也通过夺取领导权来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先进政党在夺取“精神和道德领导”亦即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政党内部通过激烈理论斗争以重新确立自身的目标、纲领和战略的过程，革命领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并起着重塑政党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运动、阶级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人格）在20世纪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当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没有意义。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和《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然而，在21世纪，由于全球和区域的条件不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早期经验已经难以重复。

2008-2009年间，我曾有机会深入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营地和乡村做些调查，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

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前政府中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党的人物；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查韦斯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党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

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却未能涌现富于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代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进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物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从而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

尼泊尔的历史条件与委内瑞拉不同，前者地处南亚，深受印度教影响，种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后者地处南美，深受殖民地经济及其遗产的制约，石油产业控制在买办阶级的手中，地主庄园拥有大部分土地，种植业单调地集中在咖啡生产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农业。在过去十余年中，两国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从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

政党与国家连体，逐渐从一种大众性运动的领导者蜕变为官僚体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为了维持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毛泽东诉诸个人的威望，号召群众对党-国体制开战，个人威望在群众运动中达到高潮，却未能形成领袖-政党-人民之间的张力与互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有机的，其结果是国家逻辑取得支配地位，政党通过进一步融入或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制，延续革命时代的组织动员力量。

中国在紧急状态中呈现的超强动员力和组织力与这一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作为这一动员力和组织力源头的政党与其说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不如说是国家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半个世纪以降，围绕“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其核心症结正是领袖、政党与人民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陷于破裂。这一关系的破裂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或转型的动因。

在动笔写下这篇纪念列宁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和薄弱环节的理论。这个理论为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阅读，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来的、属于他的时代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列宁形象建立在两个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对东方革命的理解，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谈及查苏利奇的道德力量时说：“革命者”这个概念对她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他举例说，有一次与查苏利奇谈及“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苏利奇遗憾地否定道：“这不对，”又带着伤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补充说：“当然，可以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没有地方摆的人都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话。”［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将列宁与孙文作为中国革命的两位革命领袖放在一起，他首先提及的也是革命者人格：

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就可以比较的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者，他们往往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8］

李大钊以为列宁和孙文的第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超出阶级利益范畴的能量，不仅获得其朋友和信徒的承认，而且也迫使其仇敌也承认其力量。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从不惧怕失败的永远的革命者。

这一观察与鲁迅的观点相互呼应。1926年3月12日，鲁迅在北京《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他说：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又说: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9］

革命者是一个“全体”，无论做什么，“全都是革命”。这个观点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对革命艺术的看法完全一致，鲁迅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概括为“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著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因此，要创造革命艺术，首先必须成为革命人；要推动革命，自然也先得有革命人。孙文就是这样的革命人：“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