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

在列宁的时代，除了表现为献身精神和个人素养之外，革命者人格还体现为一种把握主要矛盾并投入行动的能力，即所谓“第二天性”。这就需要在从事实际运动的同时，投入紧张的理论工作，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辨别行动的契机，说服甚至击败同一阵营中的错误观点，构想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列宁最初“在《火星报》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托洛茨基评论说：“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11］

列宁对形势的总体分析和具体把握最终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具体情境中的那个决定性“环节”，以致在具体的行动中，他常常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搁置一旁。“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他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一个反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12］

所谓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并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指的是一种时代判断力。1915年1月，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辨识时代特征的方法论。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般速度的情形。

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3］

与列宁所说的时代判断方式相反，混淆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模糊时代的中心力量，进而将在其他时代条件下也许合适的或正确的战略或策略搬至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中，就形成了左的、右的、形左实右的、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机会主义。

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或纯粹理念，而是深刻地植根于民族生活之中的国际主义。1920年4月23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庆贺列宁诞辰50周年。颇有意味的是，这篇不长的文章的中心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列宁的“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予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领袖除了需要唯物辩证法的素养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直觉力的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能迅速估计形势，能去粗取精地分辨出本质和重要的东西，能凭想象力补齐画面上所缺少的部分，能想到别人，首先是想到敌人，能把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在头脑中形成打击‘公式’的时候而及时地予以打击。这就是行动的直觉力。另一方面，这种直觉力还同俄国人所说的敏悟融合起来。”［14］

托洛茨基意识到如此强调列宁身上的这种“民族的”特点可能会使人感到意外，他解释说：“要领导俄罗斯正在经历的这场在各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需要同人民生活的基本力量保持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早已问世，但它只是通过列宁才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民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走在最前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最直接意义上的革命领导者。”［15］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这一认识时代的方法论的生动展现。这部著作很少直接涉及中国，但其理论分析已经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出发奠定了前提。如果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产生了这一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那么，由多强竞争格局造成的国内分割也为国内革命提供了“薄弱环节”。

由于“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投机性的巨大成就，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受到资本家集团利用民族的感情和政策强求他们特殊利益的妨碍，”从而在“西方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同时，又在中国境内相互竞争、角逐，［16］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造成中国的内战和割据。法国、俄国、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争夺国际势力范围的进程与其对中国境内瓜分势力范围的进程相互伴随，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占据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开发的垄断权，以获取超额利润。

因此，帝国主义时代存在着两种薄弱环节：一种“薄弱环节”即列宁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7］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缝隙，后者为中国革命力量在广阔乡村和诸省边界及边缘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薄弱环节”不但指统治秩序的脆弱之处，而且也指突破其体系的可能性。因此，“薄弱环节”依赖于革命力量的生成，而不可能自行存在。20世纪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国家内或区域内的独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环节”展现自身、具有深刻国际联系的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的运动。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致力于突破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论，也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如果不能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与国内统治的“薄弱环节”结合起来考虑，也难以形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