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势力而言，如果仅仅将帝国主义视为经济现象，而不是基于经济需求而产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态势，不理解在旧帝国政策与新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抵抗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具体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薄弱环节就不能成为“薄弱环节”。因此，究竟谁是革命力量，或者从哪儿发展出革命力量，构成了识别“薄弱环节”的前提。

如今，我们已经十分熟悉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发表的有关东方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分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自决主张和帝国主义论，以及“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判断，已经将东方问题—从巴尔干危机到中国革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分析之中。

在著名的《论民族自决权》中，列宁说：“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18］事实上，俄国革命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亚洲觉醒”的进程是内在相关的。

然而，在北伐战争（1924-1927）之前，除了极少数例外，即便在各自的领导层之中，也很少有人试图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以更为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他们或许同意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以及有关薄弱环节的理论，却从未将这一理论与在中国探索革命力量结合起来。

例如共产国际的革命家罗易就反对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孙文是一个权谋家和反动派。［19］在远东劳动者大会（莫斯科，1922年1月）上，季诺维也夫对于孙文寻求美国援助极为不满，激烈批评中国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作风。［20］1925年，为悼念孙文逝世，后来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如下事实：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一些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集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列宁在会上突然提议，布尔什维克将来应和中国革命联合起来。这一提议当时似乎是一种痴人说梦！真想得出来，俄国无产阶级会同亿万中国人并肩战斗。在与会的五六个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想象说，如果他们命长，也许会看到这个梦想实现。”［21］

即便是托洛茨基，对此也迟至1920年代、尤其是上海工人起义爆发的时代才产生兴趣。

然而，列宁的判断完全不同。拉狄克回忆说：“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和俄国还被捷克人、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割开来的时候，列宁有一次问到在那些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同孙中山接触。现在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建立了联系。今天我们赋予中国革命者的使命则是扩大我们与亿万人民的接触。”［22］

正是在列宁的影响下，1922年11月至1923年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综论东方问题》，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先天缺陷之后，主张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23］1923年1月，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文会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在认可孙文有关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观点的前提下，正式开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总体特征和不同社会条件的具体把握，列宁越过了孙文主义及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明显分野，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潜能及其与俄国革命的一致性。

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李大钊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国际主义和世界视野同样具有一种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品格。在前面已经引及的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演讲中，李大钊发表了一个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看来不可思议的观点：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24］

作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最深的、也是最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断言“假使中山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使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他们主义表面看起来不同，实在是他们环境的不同。中山先生与列宁的目的相同，可是惜乎环境不让他实现得如列宁那样成功！”［25］李大钊并不是在抹杀和混淆列宁与孙文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区别，而是在世界局势和国内条件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政治逻辑中，发现区别甚至对立中的联系和交错点，在确认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扩大同志与朋友的范围，形成广阔的阵线。

1927年4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后半个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五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退入江西井冈山地区，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列宁的“薄弱环节”理论指导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列宁主要集中于论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的不平衡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分析聚焦于这一不平衡体系的国内表现形式。

他的分析是从中国的独特性出发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