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金老师对贸易摩擦有什么看法？

金灿荣：去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19.5%，但是中国整个出口增加了6.1%，结果是出现了1.19万亿多的货物贸易顺差，这在人类300年工业化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首先要肯定中国企业家、中国工程师、中国工人，他们太优秀了，做的产品就是价廉物美，商业信誉很好，交货及时；相关政府部门服务到位、措施得力。

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但另一个方面也存在隐患。因为非常可能导致外部的反弹，因为你的顺差就是人家逆差，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到了市场的自然边界了，可能要打住了。因为超过自然边界就一定会有副作用。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我们说了好几年的思路，扩大内需，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也真的要想办法提高人民的收入，让消费的信心上来。总之，总思路还是把国内需求搞起来，把各种障碍给他排除掉。

王慧：根本还是扩大内需。翟老师，我们讲贸易顺差，讲到企业利润，包括出口退税，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尤其是在出口退税上，我们还有多大改革的空间和办法？

翟东升：去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就提到了刘世锦老师主张，就是说出口退税要减少一部分，把其中的一部分现金补贴农村老人。我同意他这个做法，但我认为更应该补贴新生儿，我们的孩子。

2025年12月8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集装箱船进行集装箱装卸作业。 IC Photo

王慧：现在有一定的补贴，300块钱一个月。

翟东升：不够。经济学讲外部性，生孩子带来的好处是全社会的，代价是小家庭的，尤其是母亲，是个人承担的。你不改变原有的激励机制，很难让生育返回正常的水平。

回到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上，其实咱们的领导人也明确提到中国不应该追求大额顺差，中国要追求的是平衡。

你刚才提到了金砖币，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最后有两个解决方案，它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中国的选择，它们互相之间是排斥的。一种方案是改变货币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控国债、控福利，然后大家都一起回到某种硬通货本位或者类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

另外一种方案，如果不愿意把美元、欧元这样一种经贸货币体系给摧毁掉，不想跟西方决裂，还想跟他们继续缠斗，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保留1971年8月15日之后的全球无锚货币体系。大家都借了钱不用还，用本币计价的国债都不用还，美元不用还，欧元不用还，人民币也不用还。那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必须大幅扩张。

这里要说一下来龙去脉。1971年之后的现代经济体系，它都是债务驱动的，所以债务不是个坏事，没有债务的扩张，就没有实体的增长。你债务不扩张，我拼命加班行不行？抱歉，总的量还是一定的，只不过是出现通缩了。这个原理可能比较好理解，钱没增加，这些人拼命“卷”，“卷”的结果总利润就没增加，总的新增货币来源还这么多嘛，那么就只能导致价格的通缩。

我们的基础货币怎么来的？在1994年之前，基础货币的扩张是中国政府债务的扩张。其实主要是国企改革之前，它的负债还不起，然后银行的坏账，由人民银行来买单，就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扩张，所以那个时候有高通胀。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分税制改革、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之后中国央行不能增持（直接认购）国债，但是可以增持美国国债。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就进入一个出口导向性的发展模式，在九十年代到2008年之前，那十几年中国出口大量增加，贸易顺差大量积累，然后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增长就导致央行的基础货币被动扩张，就是外汇占款扩张。外汇占款扩张导致我们基础货币扩张，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扩张。实跟虚永远是映射关系。

2008年、2009年开始，我们的贸易顺差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那么谁增加的债务？我们的外汇储备扩张其实对应的是美国、欧洲、日本的国家金融机构和家庭部门债务的增长，是他们的债务增长带动了我们的发展，就是这是1993年、1994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之间的逻辑。

2009年开始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地方政府取代了外国人，它的债务扩张带动了我们工业的发展，带动我们基础设施的成长，带动我们产业的不断升级。

到了最近几年，尤其是2021年之后，地方政府不但不能扩债，还得还债，这就挤压了外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贸易顺差又在逆势增长？原因就在这。

所以如果你不想带着全世界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基本规则，想维持现在这个底层逻辑。那就应该学美国、欧洲现在的基本做法，就是中央政府持续扩债，把地方债务连带资产收购上来，从而把总利息支出降低。因为地方政府借的是“高利贷”，中央政府扩债利率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中国中央政府向全球金融市场借债，利息可能是全球最便宜的。

丁一凡：疫情期间我们在欧洲发了一点国债，利率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