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些国家的国际身份发生变化的阶段，一些传统的概念正在失效。例如，“南南合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因为国际上能够符合南南合作标准的国际组织日渐减少。

巴西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这导致金砖峰会不再是南南合作；新加坡已进入发达国家，这导致东盟不再是南南合作。一旦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变动，很多南南合作也都会消失。

这不仅是“南南合作”这个概念不适于分析国际关系，很可能“南北合作”也不再适用。2019年3月，中美各自发表了批评对方的人权报告，但这次发表报告后未能像以往一样引起较长时间的报导和争论，国内外媒体都只是报导了一天就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了。这个现象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是日渐衰微。

结论

上面的分析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是否适于分析在无线网络上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战略竞争的内容、方式以及效果是否和以往一样？如今，世界中心在向东亚转移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重要还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网络和数字经济发达？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数字经济大国都集中于这一区域，这三国拥有的网络专项技术已经超了美国或欧洲。由于网络技术与市场、财富、军力、权力以及国际地位紧密相联，大国战略竞争聚集于网络优势。网络技术领域的两极格局很可能成为全球两极格局的基础。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数字时代，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不同。这还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充足的经验，而且也缺乏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这给我国带来的一个优势是，虽然美国的网络技术优于中国，但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在10年之内，而战略制定需要依据技术变化而调整，因此每次新的网络技术出现都使两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战略，这就弱化美国的战略优势。

数字时代的战略竞争对技术创新有了新要求，即创新在众多领域进行且要求创新速度快。因此，中美两国都不可能靠企业的科技创新来实现这样的战略任务，两国政府都必然会深度介入科技创新，以争取科技创新能力的长期优势。

网络技术成为财富主要来源，技术迭代速度快以及垄断和跨越式竞争，这三个特点对大国领导的改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竞争的成败取决于领导的改革能力强弱。

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比不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改革能力强，赢得竞争的机会大。当一国政府的施政方略在于富民强国的正确方向上，那么带给国家的变化被称为“改革”；但如果处于弱化国家实力的错误方向上，使国家走向衰败则属于“倒退”。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提供的领导无论在国内和在国际上都被视为是倒退而非改革。

政治领导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落实改革政策的能力。只有改革意愿而无改革能力的仍是弱领导。一国政府的改革能力越强，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速度就越大，国际权力（也就是国际影响力）也就相应的越大。因此，判断政治领导力的强弱需要从政府的改革方向和落实改革政策的结果两方面进行考查。

改革方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的问题。各国政府的权力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然而，关键不在于能否集中力量，而是集中力量干什么事。集中力量做的事不同，对于国家实力的影响不同。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政府是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同期的美苏两国政府集中力量搞军备竞赛。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我国家实力遭到严重破坏，集中力量搞军事竞争的结果是美苏两国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大幅提高。

这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看谁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谁能将更大的力量集中于科技创新，谁能通过改革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创新成果，谁就有较大的希望胜出。数字时代的特殊性意味着，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投入，将更多资源集中于科技创新，将是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大国自身变化角度讲，搞倒退比搞改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度要大。管子曰：“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一国只把自己建设好还不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还需要对手变得衰败才行。美国只靠自己的建设是无法获得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还得依靠苏联把自己搞解体了。苏联如果不解体，两极格局就不会变成单极格局，美国也不能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

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要考虑哪一方的改革多于和快于对方，还要看哪一方倒退的少于和慢于对方，倒退快的一方同样会失败。这个原理同样适于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