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国做不到这两方面时，其他国家违规现象就会相应增加。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制裁的现象正日益增多，而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实际上就违反了WTO的规定。中美谈判发展到相互指责对方出尔反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国际规则之争的特性，同时也反映出单边主义的上升趋势和多边主义弱化的走向。

关心技术而非意识形态的竞争

一、网络技术改革竞争内容和策略

当前国际社会中代理人战争看似少于冷战时期，但如果将网络攻击纳入其中进行计算，代理人战争的数量并不一定减少了。网络战正在成为军事战争的替代形式，且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因为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现象，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不见的冲突的严重性。

由于网络战的频繁发生，国际社会中的网络主权观念在强化。即使在强调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美国，在“通俄门”事件发生后也提出要强化主权规范。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都是强调要维护美国的主权，防止他国干涉美国内政。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到“美国人由美国人自己管理”

美国开始担心其主权遭到侵犯，可想而之网络时代维护主权的难度之大。当世界主要国家将网络攻击视为对本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会得到强化，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就会弱化。

那么网络主权该如何保护？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专家组，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国也是参加方之一。中国坚决支持网络主权原则，主张网络必须有主权，不能因为网络信息流动自由而否定网络主权。强调网络主权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技术，还可能出现约束人员流动自由现象。

美国现在限制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习高科技专业，限制中美科技人员交流就是典型例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所有美国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调查其项目研究的涉外情况，并将相关人员开除。

在技术创新优势为战略竞争核心内容的时代，大国都担心自己的先进技术被对方学去，于是出现技术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同步上升的现象，对科技人员的流动和网络上信息的流动都会加以限制。今后，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可能导致各国政府的管制加强，使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出现倒退趋势。美国限制中美学者交流就显示了这种迹象。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提供了交流的便利条件，但科技保护主义则可能使这种便利条件发挥不出全部作用。相反，由于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恐惧，它们更加强调网络主权和保护主权。目前已有迹象显示，中美在数字领域的战略竞争正在产生这方面的影响。

第一，联合国组织的关于网络规范的专家，多数认为网络也有主权问题，如果各国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必定会像《联合国宪章》一样会首先强调网络主权，而不会否认网络主权。

第二，中美对于全球化都不是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只支持经济全球化而不支持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则明确表示，全球治理对美国不利，因此美国不参加全球治理。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都是有选择地支持，有利的方面就支持，不利的方面就反对。由于多数国家的数字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因此他们希望制定有利于保护他们数字领域利益的规范，因此会更支持网络主权规范。

第三，由于在数字领域正在形成中美两极格局，因此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双方都无力单独为世界提供领导，这意味着任一方都无力建立起数字领域和网络领域的全球性规范。

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承担这样的世界领导责任，特朗普本人认为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使美国得不偿失。美国不仅在军事上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科技领域也是以阻止中国成为领导为目标，而美国并无意成为领导者。

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承担起世界领导的责任，这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即使在数字领域里，中国并没有明显超越美国的综合实力，因此还无力建立全球性的数字经济规范。

在没有世界领导的情况下，国际规则必然得不到有效地执行，新的国际规则也无法制定，其结果是各国各行其是。美国学者曾创造了两个词：一个是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这两个词含有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像法德两国给欧洲提供领导那样，为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

然而，这种想法过于理想主义，现在看来中美关系的性质是竞争大于合作的。由于中美两国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同时各自又无力提供单独的领导，这就使国际社会陷入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