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想要废弃WTO规则，依据美国的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即从其原先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改变为公平贸易原则，即双边贸易不得有大顺差。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问题，则关系到技术标准和技术保护问题。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已不再是平衡贸易赤字问题，而是美国想通过新的双边贸易协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公平贸易是指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相对平衡，美国现在已不关心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将重点转变为以协定压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竞争的焦点聚集于国际电子通讯技术的优势问题。目前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尚不健全，现有的一些规则覆盖面不广泛，约束力也不强。奥巴马将这一领域的规范问题称为是“蛮荒时代”。制定什么样的网络规则正在成为中美之间竞争最核心的问题。

在网络规则的竞争中，中美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关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经营的问题。是否允许外国网络企业在华独资经营，这是一个网络规则的问题。

二是关于国企补贴的问题。国企补贴问题反映的是国家科技发展政策问题，即政府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的竞争。特朗普声称，美国的5G战略是由私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不依靠政府的扶持与干预。而美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华为的遏制，显然并不是美国所声称的不得动用政府力量支持企业的技术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更是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全面直接介入5G的战略竞争。1958年美国决定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则是一个完全由政府主持的科技竞争例子。

三是网络规范应是自由流动原则优先还是安全保障原则优先的问题。美国强调网络是用于传输信息的，流动自由应为网络规范的第一原则。而中国认为，互联网事关国家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因此将网络安全视为第一原则。这就使中美双方就网络规则产生严重分歧。网络规范的竞争充分体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之争。

特朗普政府在战略竞争中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多边场合美国无法发挥其绝对优势，因此选择只进行双边谈判的单边主义策略。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是双边谈判，美国就自然获得实力优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朝核问题谈判中，美国都坚持双边谈判而不进行任何多边谈判。

在遏制华为5G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着策略分歧。以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员认为，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因此他们到处游说盟国拒绝华为的5G技术。特朗普本人则认为盟友指望不上，因此盟友们会以协助美国遏制华为为砝码，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特朗普一面遏制华为一面对盟友提出增加关税的威胁。

自2018年12月美国让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来，彭斯和蓬佩奥游说盟国遏制华为5G的外交成果有限，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美国，其他的盟友表现得并不积极。

英国率先表态，认为5G的安全问题是可控的，变相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此后，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表态不拒绝接受中国的5G技术，印度也表示无法排斥中国的5G。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2018年12月时它坚决支持美国，但到了2019年3月突然宣布在5G技术采购上不会排除特定的国家和企业，这就是变相放开了与华为合作的限制。今后日本在5G上的政策仍可能摇摆。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抵制中国的5G技术，但西澳大利亚州在调查了联邦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后，仍表示同意华为继续提供5G产品和设备用于该州的地铁项目。

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基本上采取了多边主义的策略，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表态中，更体现在中国的具体行为中。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都是多边国际会议，中国积极参与的G20、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上合组织、“10+1”、东亚峰会、“17+1”都是多边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强调多边主义原则，但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因此愿意参加多边投资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少，到目前为止，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双边合作。

相比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国提出的改革方向是正面的。从2017年1月开始，中国政府就反复强调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表现出非常大的决心，并表示坚持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原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原则在这两年遇到落地的困难。由于具体措施不能有效实施，因此改革的大政方针还需要实践结果的证明。

由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采取了单边主义的战略，而且政策出尔反尔，因此对国际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遵守国际规范的现象越来越多。

遵守国际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守成文的条约，二是遵守对外承诺的和宣布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