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作用下降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新现象。一是网络上各种观念的多元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下降。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集团分别建立起两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意识形态，苏联向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向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核心矛盾。

冷战结束后，苏联主导的东方集团不复存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世界的主导价值观，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具有与之竞争世界主导地位的力量。如今，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衰落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主导地位也衰落了。欧洲的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使得自由主义失去了社会基础。这是为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撰文表达“民主已死”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世界上尚没有出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成为世界主导价值观的迹象，现行所有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都不具备主导国际政治的影响力，都无法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网络世界里的思想多元化，使得任何政府、政党和教派都无力塑造出一种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面对这个现实，中美决策者在战略竞争中也不把推广本国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战略目标。

二是网络塑造了“后教社会”，使青年人对老一辈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所谓“后教社会”是指后代教育前一代，即青年人教育老年人。在中国，老师一般被称为“先生”，青年人被称为“后生”。先出生的人往往比后出生的人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因此青年人向老年人学习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先教社会”。在先教社会里，上辈人塑造下辈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现在的情况逆转，“后生”们在网络上学到的知识远比“先生”们知道的多，于是“先生”塑造“后生”世界观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后生”们认为“先生”们的知识和思想观念都过时了，他们以蔑视的心理来对待“先生”们的价值观。由于网络使“后生”们知识多于“先生”们，于是“后生”们与“先生”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平等，思想的多元化成为常态，任何强调某种意识形态先进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作法，都会被视为缺乏包容性的不道义行为。

在先教社会，意识形态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是个基本路径，所以有“培养年轻人价值观”的想法。如今，在后教社会这个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因为网络使下一代知道得比上一代还多。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都非常相似。

美国皮尤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人超过70%都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但在“80后”中，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价值的人已经不到三分之一。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结果。

年轻人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失去兴趣，是因为他们从网络得到的是多元性的知识，他们会进行比较，进而形成一种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权威们对他们的说教，更加相信所看到的现实。例如2018年后发达的民主国家深陷金融危机，而摆脱危机的速度远比一些非民主国家慢，因此他们不相信民主对经济发展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人们不再相信某种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也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学界仍缺乏关于民粹主义的共同定义，人们将各种对立和极端的思想流派都置于民粹主义这个名称之下。如果说民粹主义名下的各种对立思想有一个共性的话，那就是这些思想流派都反对自由主义政府的“政治正确”。

大众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有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能接受与政府意识形态不一致就属于不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又都相信自己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的。

无法闭环的逻辑

由于“政治正确”开始从褒义词向贬义词转化，各国政府在政策表达中开始与“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拉开距离。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层面的变化是和国内社会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国内社会年轻人的思想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年轻人中反对“政治正确”的力量呈上升趋势，流行的是多元包容理念。

多元包容理念的兴起，使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主导世界，中小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也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在中美5G竞争中，美国盟友的不同立场说明，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可能性很小。

随着意识形态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下降，人们会用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来认识现行的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这个概念就消失了，如今，“西方国家”这一概念有可能面临相似的命运。也就是说，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不再适于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