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在网络领域开展战略竞争的经验都不多，在实践中都可能制定错误战略而遭遇挫折。这就意味着双方谁能及时调整战略、纠正错误，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到目前为止，我国如何应对数字经济为主战场的战略还不清楚，能否及时调整现行战略尚不得知。

第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和跨越性的竞争特点。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受三个定律的支配：一是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户价值就越大。财富量的增长等于用户数的平方，即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

2个电话间有1种连接方式，5个电话有10种，而12个电话有66种（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2013年，“谷歌光纤”在美国推行，之后向非洲、东南亚等地推广，于是4G网络建设在全球开花。4G网络的普及，使得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自2013年起，网络公司不断地将能源和金融企业从世界前几强挤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业就都是网络公司了。

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业分别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伯克希尔、脸书、阿里巴巴、腾讯、摩根大通以及强生，其中七家为网络公司。梅特卡夫法则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世界。

二是达维多定律，即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这就形成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局面，世界网络公司很多，但真正能参加竞争的只有几家大公司。如2018年前十大公司中的七家网络公司，而这七家公司分别为美国五家和中国两家。达维多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竞争中很可能形成中美两极格局。

三是摩尔定律，即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第一代新产品占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

例如，手机通讯的1G时代是摩托罗拉为全球霸主。2G时代来到，诺基亚凭借机身小和显示屏迅速称霸全球市场，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式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突显了国家领导力的核心在于改革能力。由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结果，因此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为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它就有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可能。

有人认为，持续不断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没有成功，这种认识源于对改革的误解。任何改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原有问题解决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当前，美国能在制度、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国在持续改革方面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先进的条件下，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改革没有中国进行的广泛和深入。

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别。政府改革能力越强，一国的创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国家实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当政府采取倒退的破坏政策时，该国的创新能力将趋于零，国家则出现衰败。

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并不是横向比较实力的大小，而是纵向比较一国实力增长速度的快慢。所有国家的国民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来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做预期判断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是否能比现在好。生活在一个不断改革的环境中，民众就会认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而在一个没有改革的国家，即使该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横向比较都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的民众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失去奋斗和创新的动力。

改革是一个动态的事务，因此不宜进行静态比较。国家之间不是比较哪一方的起点高，而是比较谁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国只要能长期保持改革力度大于他国，缩小与他国的实力差距就是必然结果。

比较当前中美两国的社会期望，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编者注）认为他们的未来难以超越他们的父母一代，而中国的80后和90后则认为他们的未来必定胜过他们父母一代。

美国建国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重大改革不多。虽然美国当前的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美国年青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却低于中国年青人。

对中国来讲，现在急需的是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决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谓“深水区改革比浅水区难”的主观臆断所误导。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同样的困难，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储备都远不如现在，但当时改革的意愿比现在强大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