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希望，使人民保持创新的激情，以促进社会快速进步。网络经济靠技术创新推动，而技术创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动，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领导力推动。这意味，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

技术竞争及美国的战略偏好

中美战略竞争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选择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因此双方竞争的重点、策略及影响也将不同。

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竞争

第一，数字经济及其技术竞争呈现“三个世界”的分化趋势。根据2017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第一世界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为11.50万亿美元，中国为4.02万亿美元。第二世界的日本和德国突破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韩国的规模在1万亿以上；剩余国家是第三世界，目前规模都小于0.5万亿美元。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在全球化条件下，网络经济也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趋势。2017年，全球GDP达到80.68万亿美元，而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累计GDP规模占比全球85%，世界上其余170多个经济体只占不到15%。如今数字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冷战时期工业化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数量。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小于澳大利亚，数字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目前俄罗斯凭借军事力量来维持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已从发达国家衰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逆转迹象。

数字经济之所以近年来成为中美两国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靠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因此无线通信技术优势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焦点。2019年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了《5G全球竞争》报告，根据其评分，中美并列第一（19分），韩国第二（18分），日本第三（17分）。

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表了《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的风险与机遇》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投资和频谱分配举措，在5G发展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在5G发展上，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第一梯队，英国、德国和法国为第二梯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第三梯队。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的报告认为，位于前10位的拥有5G技术专利的公司是，三星、华为、中兴、爱立信、高通、LG、英特尔、夏普、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诺基亚（含阿朗）、交互数字技术公司。

虽然这些报告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显示出中国的5G技术至少与美国处于相同水平或略有优势，因此网络领域的中美两极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中美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第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向技术标准制定权集中。冷战结束至今，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越来越集中于通讯技术的标准制定，具体而言就是关于5G的技术标准。

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布朗说（Michael Brown）：“中国想要确保其龙头企业能够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设立新的规则。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科技竞赛，这不是下一个季度谁的利润率更高的问题，而是一个持久战，两个不同体系、不同规则的竞争。”

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先行者国家会制定标准和规范，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采用这些标准和规范。”

网络技术与其他技术有何不同？自古以来，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技术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古代，铁器、云梯、马镫的发明都使发明方增大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所以技术一直都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如今的网络技术创新不仅决定了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还决定了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大小，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

网络技术与核技术两者的应用范围是没有可比性的，核技术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但网络技术则是无限的。网络在今天社会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它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无法与网络相分离。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临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将与先前不同，网络技术的核心性与重要性也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逐渐凸显。

二、美国的战略选择

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本质是双方实力差距缩小导致的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即国际权力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进行分配。

以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例。在国际金融领域，尽管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该领域的权力却并没有相应扩大，依然受到美国的制约。中国建立亚投行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在全球的国际金融权力，因此美国阻止其盟友加入。

根据实力结构变化进行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调整，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制定新的国际规则。

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为的遏制属于后者，即制定什么样的国际规则。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增强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对WTO的影响太大，WTO的许多规则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