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乡村需要有效投资，企业需要为资本找出路，这应该是一拍即合、双向奔赴的事情，但目前资本下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企业到了农村不知道要投什么、怎么投，更不知道怎么和农民打交道，然后就下乡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观察？

温铁军：失败得让人感觉太蠢了，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失败？难道不吸取点教训吗？这种失败让人既感到痛心，又觉得你们怎么了，你们值得我们帮助吗？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14日，美国密西西比州佩斯，农场收获稻谷。图自视觉中国

再看有关部门，长期以来学美国，把立体循环、多业态、生态化的农户经济毁掉，改成单品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农业经济。我说美国哪有什么农民，人家叫农场主，中国有多少农场主？我没见到任何东亚社会照搬美国模式能够成功的，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东亚模式跟“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不一样，跟所谓的“莱茵模式”也不一样，东亚模式就是资源禀赋决定的。

可是我很少看到有关部门在讨论这类问题时，真的把资源禀赋当成是基本条件。大量投资者盲目闯进农业，以为按照现行的这套体系能够获利，他们的失败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观察者网：有关管理部门是否应该在政策上有更大的作为，来为资本或企业提供引导和帮助？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首先要好好学习二十大报告，把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五大特征弄清楚。这五大特征中，之前并没有明确提到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农业本身就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不要强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成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要把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改为质量效益型增长，要找到有利于过剩资本和农村大量生态资源转化成产业过程中相结合的点位，才有可能调整城乡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现在文件里强调的是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同时要求在县域经济中率先实现城乡融合，还要求以城乡融合来引领新型城镇化。大多数投资人脑海里可能都没有这些概念，有关部门脑海里可能有，但怎么理解、怎么和工作结合，尤其是具体到业务中，还是有一定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

观察者网：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这里提到的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有什么区别？

温铁军：这是二十大以后一个很大的差别。二十大以前可能还有很多关于城市化的提法，但城市化不仅不见于二十大报告的文字之中，并且二十大以后其它部门的文件中也很少再见到关于城市化的论述了。

这说明现在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原来我们预期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现在城镇化率已经到66.16%。

大量进城人口实际上并不可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其中仍有3.3亿的流动人口，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原来的设计是用城市化的方式，把这些人变成城市人口，但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城市没有开放，而是这些人不愿意。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人不愿意放弃家乡的房子或土地等农村生产资料，哪怕荒着也要留着，因为觉得自己难以得到稳定的收入。

真正的问题在于，城市中的各项用工制度几乎不能为进城务工者提供保障。如果把他们的五险一金加上，劳工成本将提高百分之五六十，所谓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就不存在了，会更进一步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我们现在是在和世界上年轻人口多、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竞争劳动密集型产业，当这些产业不断外移时，怎么稳得住这3亿多的打工人口？

更何况，现在还没加上进城务工者的五险一金，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大批外流了，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我们不能顾左右而言他，得把真实问题搞懂。

这些务工人员心里没底，因为他们在城里没有社保、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但是，农村以村为单位的统筹医保，虽然不能全报销，但按规定在县级医院看病就能按较高比例报销。当然如果一定要去北京这种大城市看病，报销比例就比较低了，这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的。

县以下区域想留住人，需要合理配置各种各样的公共资源。其实哪怕在城里，公共资源配置也并不合理。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没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与其这样，还不如先不要强调城市化的问题，脚踏实地地把新型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个结合门槛最低在县以下，因为打工者的基本保障还在村里，还是以村来趸交医疗保险并统一形成社会保障，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能够服务于县以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新型县域经济跟2005年强调新农村建设时提出的道理一样，新型城镇化就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可以低门槛、低成本在县以下落户，打工者也可以就近低成本地在县以下打工，产业就可以留在县域，农民就可以分享收益，而且生活成本较低，不会造成交通大动脉一到过年就拥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