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牧结合的生态意义

藏族农民以秸秆利用为基础的农牧结合生计模式不仅是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一种合理适应，它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有重要意义。利用秸秆作为牛羊的冬春饲草能够有效地促进牧草的生长，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

此外，这种生计模式也有效地将秸秆变废为宝，既解决了牛羊饲草的问题，又防止了秸秆焚烧对环境的破坏，西藏的蓝天白云并不仅仅是先天赋予的，它与藏族的生计模式也密切相关。此外，秸秆通过牲畜的加工，又能为农户提供燃料和肥料。

直接烧草（秸秆）不行，烧得太快，一下就没了，而且烧起来太热，烟也大。牛粪烧得慢，后劲足，烟也小。（ZQ，2012年8月16日）

在访谈中，当我和受访农户讲起内地政府又是补贴又是罚款，农民还是要焚烧秸秆时，受访者觉得不可思议：

啊？草怎么能烧呢？国家给钱都还烧？他们怎么想的？草在我们这里是宝贝，没有草，牛羊就没得吃，牛羊没得吃，就打不上油（酥油），吃不上肉。（ZQ，2012年8月16日）

青稞、青稞秸秆和牛羊就这样在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构成了藏族农民生计的整体性。叙述到这里，也就能理解藏族农民观念中为什么将秸秆视为收获的目标，也就能理解他们抵制矮秆品种的行为了。

拉萨市林周县边林乡当杰村的村民在收集秸秆（图/新华网）

因为矮秆品种虽然粮食产量更高，但是秸秆产量太少。能多产粮食、多收入现金自然更好。但是，如果秸秆减少，就意味着无法饲养或只能饲养更少的牛羊。这样一来，许多生活必需品就没有了，生计就难以维系了。

当然，市场理论认为，通过分工能提高效率，通过交换，每个人又都能从市场上满足自身需要。按此假设，西藏农民完全可以种植矮秆作物出售多余的粮食以获取现金购买饲草喂养牛羊，或者直接购买酥油、羊毛、牛粪等等。

但市场理论的问题在于，真实世界中一般不存在“万能的市场”，因而农民也就无法按照经济理性来进行行为选择。

农业的实质是从自然获取资源，因此必然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先天禀赋。例如，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限制了整个地区都不可能有多余的牧草或秸秆，最近也只能从陕西、四川或云南获得，那么，即使不考虑交通运力的限制，一斤秸秆运到西藏得花多少钱？运费将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其他也是如此，唯有羊毛可能稍好一些。

显然，即使不考虑这些物资国内市场本来就没有多余供应（秸秆、牛羊粪等根本就没有供应），其成本也不是农民多卖粮食获得的现金所能抵消的。关于印度、非洲、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的研究都揭示“粮食产量更高了，农民却更贫困了”的事实。

因而，藏族农民选择看似低产、低效、高投入的高秆青稞，并非是文化观念落后造成的无法理解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而是基于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这种抵制保护了他们的生计不被现代化所破坏进而陷入贫困。

此外，格尔木能成功推广矮秆品种是因为格尔木是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新兴移民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移民），不存在传统生计，农业一开始就采用了机械化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农业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交通便利，可以从内地获取其他生活所需物资，而西藏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都不具备这一条件。

青稞春耕（资料图/人民网）

五、被接受的新技术与藏族生计变迁

（一）藏族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内在危机

“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充分体现了藏族农民的生存性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相反，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迫于环境压力和自身技术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其本身存在严重的内在危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藏的牧业（包括农区养殖业和牧区的畜牧业）仍长期处于“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中，牧业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以对藏族生计最为重要的酥油为例：

以前（80年代前）酥油很少，有一点只能给老人和客人吃，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吃一点，那时候也不打酥油茶，就是茶水里放上一小块酥油，让上面能有点油花。（拉萨市林周县农民GD，2012年8月27日）

由本文第一段的数据可知，和平解放时的粮食产量显然不能保证西藏人民的温饱。并且，由于人口增加，直到80年代，西藏仍然不能粮食自给。

1978年以来，平均每年调运粮食1.2亿斤，仅运费就达3140万元，每年亏损两千多万元。如果加上价差和经营费用补贴，即达7000万元……这种状况使我们对内地的依赖性日益增加，随之也就越来越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