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本文从民族志的整体图景回答了“什么因素制约了农民对新技术的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技术变迁的方向”的问题。

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限制，藏族农民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以牧补农，以农养牧”的生计模式，这一模式保证了藏族农民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繁衍生息，并且维系着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因而，当新技术到来时，表面上看起来是藏族传统文化或固有观念在起作用，实际上，是藏族农民根据他们的生计模式来选择抵制或是接受技术。

也就是说，藏族传统生计模式决定农业现代化的方向。现代育种科学的产物高秆品种正是因为能够符合藏族传统生计模式的需要，而取代了一般意义上远比它优秀的矮秆品种，成功地嵌入进了当地的生计模式之中，解决了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危机。

西藏经验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发展并不必然与传统对立。关键取决于发展是以怎样的形式进入本地的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中的，换言之，发展的举措是怎样看待传统的？是以打破一切传统为目的，还是将传统纳入发展的规划？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以人的生活为最核心的价值，极端发展主义对“技术霸权”和极端环保主义对“原生态”的强调都是应该被摒弃的，因为它们都没有给人本身留下位置。

但是，本文结尾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藏族传统的生计模式决定了西藏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传统生计模式决定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但是，当我们将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西藏时，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都揭示另一种景象，即技术变革完全破坏了本地的生计模式，在数据增加的同时，带来了生计和生态上的严重灾难。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本地的生计模式对技术变迁没有制约作用？反而被技术变迁毁灭？

这已经不是自然环境或生计模式能回答的问题了，而是权力的作用。

传统生计模式的制约作用依赖于农民拥有的生产权力，表现为相应的文化观念。但这一机制能否运转受到当地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制约。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新技术到来的是国家或市场，国家和市场的到来使本地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变。当国家或市场推行激进的现代化策略，并将所有反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都定义为“愚昧落后的贫困文化”时，只要它们掌握的权力足够强大，那么生计模式对技术变迁的制约作用就很难不失效。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