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牧结合：藏族农民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性智慧

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下，饲养牛羊对藏族农民异常重要。然而，同样是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何不让牛羊在冬春季节饿死却是个大难题。

西藏的草原虽然幅员辽阔，但由于高寒低温和缺水的制约，生长缓慢、产草量极低。根据中科院综考队不同年代考察的多组数据，西藏草原的平均产草量仅三十余公斤/亩。仅有的这些草也集中在夏秋季节生长，生长期一般只有四五个月左右，而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则是漫长的枯草期，产草量不足夏秋季节的三分之一。并且，由于草场稀疏，草高仅10厘米～20厘米，也难以在夏秋季节打草储存以供冬春季节使用。也就是说，在长达七八个月的枯草期，牛羊几乎无草可食。

西藏农区的草原无法支撑西藏农区的养殖业。但没有养殖业，农民的生计也就难以维系。面对这一困境，藏族农民在漫长的实践中找出了较为可行的应对措施，即利用青稞秸秆等种植业的副产品喂养牛羊。

西藏农区的养殖业基本呈现出“夏秋吃草，冬春吃秸秆”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养殖业也是“游牧”，存在不同季节的“转场”。这包括三个部分，夏秋季节在山地草场放牧；深秋和初冬农民会先把牛羊赶进田里吃麦茬，牛羊吃掉了麦茬，还降低了冬春时节犁地的难度，它们的粪便又是给土地施的第一遍肥；耕地翻耕灌水之后的深冬和春季，则喂食秸秆。牲畜有了麦茬和秸秆作为冬春季节的饲料，也能够有效地保养草原。

由于青藏高原内部有差异极大的自然环境，西藏农区的牧业经营可以分为四种模式：

1. 模式一（案例选取地：阿里地区札达县，半农半牧区）

当地的地貌特点是海拔2500米～4000米的象泉河及其支流河谷和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由于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蒸发强烈，这里只有在河谷有灌溉水源的地方才可以生长植物。当海拔上升到4800米以上（部分阴坡可在4500米左右），由于蒸发的减少，也可以形成高山草地。而在这之间的地带，由于降水和蒸发的巨大差距，几乎寸草不生，不具有农牧业价值（这里有我国最大的土林地貌）。

当地农民拥有河谷耕地和高山草原两种性质的土地，每户一般拥有数以百计的牛羊，农民在河谷耕地附近拥有永久性居所，同时拥有居所80公里～100公里以外的高山牧场，这一距离，牛羊转场至少需要三天。

因而，当地农民的习惯是，5月播种青稞及少量其他作物。5月底、6月初就以户为单位赶着牛羊迁徙到高山牧场放牧，9月底、10月初再赶着牛羊回到河谷地带，收割青稞，由于没有田间管理，青稞的产量极少，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尚不足自己食用，但口粮可以通过与其他地区物物交换获取或从政府粮站购得。这一季青稞最重要的收获物是青稞秸秆，再加上地里的麦茬和河滩长势良好的草地，构成了牛羊在枯草期的主要饲料。

阿里的噶尔县、日土县、日喀则的吉隆县也与之类似。

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拍摄的札达土林地貌（图/新华网）

2. 模式二（案例选取地：阿里地区普兰县，半农半牧区）

孔雀河从这里穿流而过，地貌特点与模式一类似，农户也同时拥有河谷耕地和高山牧场。但不同的是农户的耕地较多，并且当地河谷地带气候条件（不下雨，日照足，气温高）和灌溉条件好，粮食产量高，牛羊数量则较少，在百只左右。

耕地经营的好坏对他们很重要，夏秋季节不能全部外出放牧而不顾耕地。因此，夏秋季节的高山远牧不是以户为单位，而是以牧业组为单位。

各家各户出青壮年男性组成牧业组，5月底、6月初带上全村的大部分牛羊去数十到上百公里外、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场流动放牧，9月底、10月初返回，其他人仍然在家经营耕地。少数出不了青壮年男性的农户也可以将自家的牛羊委托给牧业组放牧，提供酥油、糌粑、牛羊肉或是现金作为酬劳。枯草期，牛羊主要以耕地中的麦茬、收割的秸秆和河滩草地为食。

大部分半农半牧区都是这一模式。

3. 模式三（案例选取地：拉萨市林周县，农区）

这里的地貌特点是海拔3600米～3800米的拉萨河河谷和谷地周围海拔3800米～4500米的山地草场，拉萨河河谷要远比模式一和二的河谷宽阔，并且这里的降水量较多，蒸发量较少，而在河谷之外，由于没有灌溉水源，就形成了山地草场。

这里农田的产量较高，蔬菜瓜果种植业较多，农户生计主要依靠经营耕地，一般每户拥有4头～10头左右的牛和数量不等的羊。夏秋季节，每户由家中的女人、老人或小孩在居所附近的山地放牧，早出晚归即可。

因为不需要转场以及草场海拔低、离家近（不用担心牲畜因为大雪被冻死或饿死在高山上）等原因，该地的放牧可以从4月底、5月初持续到10月底、甚至11月初。麦茬、秸秆和河滩草场是牲畜在枯草期的主要饲草，此外山地草场也还有一些草，在冬季也可放牧。

大部分农区都是这一模式。

4. 模式四（案例选取地：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

这里的地貌特点与模式三类似，所不同的是，年楚河的河谷远比拉萨河河谷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宽阔，南北最宽可达一百公里，窄的地方也有几十公里，农业开发程度高，上百公里的连片耕地。因而，位于年楚河河谷最核心区域的村庄附近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

当地农户一般拥有4头～10头左右的牛，但因为草场的限制，养羊较少。当地饲养牛羊全部依靠作物秸秆，牛羊不外出放牧。其中，耕地较少，牛羊较多的农户，秸秆不够，还需要从有山地草场的村庄购买秸秆。

这种模式是近三十年伴随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开发才形成的，占比也很小，仅在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等年楚河流域的少部分乡镇存在。

四种模式归纳如表1。

需要指出，虽然本文对西藏农区“农牧结合”的经营模式进行了以上四种模式的分类，但实际上，西藏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差异远比上述分类要复杂，每个县、每个乡甚至每个村的差异都非常大，因而实际上的经营模式绝不止以上四类，并且不同模式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地域分隔，反而是互相交织的，这四种农牧结合的经营模式以及纯牧业经营模式实际上在一个县乃至一个乡都可能同时存在。因而，带有抽象性质的分类方式很难真正区分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真实世界。

另外，虽然本研究不涉及西藏的牧区，但在此处也需要指出，青稞及其秸秆不仅是农区牧业的基石，它也是西藏牧区的基石。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指出，牧民一般都会在秋季用肉类、酥油等物资以农牧交换的形式（多数为物物交换，现金交易少）向农民换取糌粑和青稞秸秆。现在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