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当《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历史的终结？》一文时，布鲁姆成了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明星。他和另外五名学者为福山的文章专门写了回应，《国家利益》把他的评论放在首位。布鲁姆夸赞福山的文章“大胆而才华横溢”。编辑格莱克斯或许察觉到了学界的风向，出价60万美元请福山把文章拓展成书。1992年，自由出版社推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这本书很畅销，但并不是现象级的畅销书，也许是因为冷战结束带给人们的兴奋感已经减退。福山写这本书花了不少时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不是那篇杂志文章的加强版，而是就文章引出的问题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其中一个问题便是“thymos”，它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实际上，福山新作《身份：尊严需求和怨恨政治》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重复他早就说过的话。

除了科耶夫，另外一些作者也强调人类获取承认的重要性。同样是在1989年，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出版了著作《自我的根源》，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即现代的自我观念包含着一种从荣誉到尊严的文化转移——前者只属于少数人，后者则为所有人所渴求。1992年，泰勒在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其论证方式与福山的《身份》一书十分接近。（泰勒也是黑格尔专家。）

福山表示，身份政治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右翼人士夸大了政治正确的泛滥程度以及矫正歧视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效果。同时，他也认为左翼人士太过执迷于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政治，放弃了社会政策。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福山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建议。

福山对自由主义者为容纳多元社会而提出的典型解决方案——比如多元主义（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毫无兴趣。比如，泰勒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省人保护法语文化的权利。福山承认，人们需要国家身份认同，不论它来自民族还是来自信条；但除此以外他仍然坚持同化主义和普世主义。他想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不是保护这种差异。福山认为移民应该通过义务兵役等更有意义的途径获得公民地位。

不幸的是，福山的新作完全建立在史学史的主张上。在《大断裂》（1999年）、《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年）等其他著作中，福山曾对文明差异加以区分，并靠经验数据来解释社会趋势。但thymos这个概念实在过于笨拙，无法作为帮助人们理解当代政治的工具。

通过血性、承认与尊严解释当代社会，无异于手相政治学

在强调身份政治的人当中，有的人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最终变得无关紧要，比如#MeToo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倡议者；有的人希望维护差异，比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英国脱欧派和民族分裂主义者。对于这两种人，我们是否应该加以区别？ 那又应当如何看待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又不是移民，却因墨西哥移民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在那些为了争取公民权利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当中，既有非裔美国人也有美国白人。苏格拉底会怎样界定这种行为？他们的thymos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吗？

另外，我们或许应该用黑格尔和科耶夫的辩证历史观来取代线性历史观，即假设“若当前趋势持续”历史将朝着某种稳态平稳进步的观念。当前的趋势往往不会持续下去，而会引发反作用并促使社会重新洗牌。同一种身份，今天人们可能竞相拥抱它，明天我们的后代却想极力逃离它。在终结之前，历史要经历反复的颠扑，因此极难书写、极难预料，除非靠碰运气。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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