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遵循福山预测的轨迹。福山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中国，而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并未影响人们对文章的接受度。尽管许多人当时就认为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自由民主国家今后必须应付的强大对手，但在最初回应福山的几篇文章里，几乎没人提及中国。因此《历史的终结？》一文难免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福山的文章里有个充满魅惑力的转折。他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终结之后人类的生活或许是可悲的。因为当一切政治追求都是为了“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满足消费者复杂的需求”（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追忆当初为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这段充满臆测的华丽辞藻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向年轻时的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如果你心中确信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统统成为了现实，你会更幸福吗？”无论何时，这永远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福山的文章之所以广受关注，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刚接任的副司长职位有关。1947年，乔治•凯南创建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并担任首任司长。同年7月，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以X为笔名发表了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当媒体了解X作者的真实身份后，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官方声明。

1989年乔治·凯南就美苏关系的未来发表看法

《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根据该主张，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将苏联围堵在势力范围之内。凯南认为，美国不需要干预苏联内部事务，共产主义必然会因为效率低下而自行崩溃。四十年后，当《历史的终结？》一文问世时，它似乎映证了这个预测。1989年4月，当85岁的凯南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宣布冷战结束时，所有人都起立为他鼓掌。因此可以说福山的文章为凯南做了绝佳的跋文。

凯南自己不会写下这样的跋文。遏制是一种现实主义学说。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抛弃感情色彩，冷静衡量自身利益，而不要遵循道德原则，也不要相信各国能在“利益上取得和谐”。对于凯南而言，无论苏联在自己内部做什么，美国都毫不关心，唯一重要的是制止共产主义扩张。

顾名思义，《国家利益》是一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期刊。但福山文章的前提是，各个国家能够在利益上取得和谐，朝着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趋同式发展有利于所有国家。在现实主义的构想中，各国之间永远在相互竞争；福山说这种情况未来不会再出现了。他仿佛对冷战现实主义者致以告别演说：你们的使命虽然本身存在哲学缺陷，但如今它已经达成了。所以现在这群人就要失业了。后来，欧文•哈里斯表示：“弗朗西斯认为，当时的趋势表明现实政治走到了尽头。”他当初刊登福山的文章时，一定觉得很挠心。

29年过去了，现实主义者似乎并没有离去，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留了几手。事实证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后顾之虞并没有消除。（消费主义目前暂时还是安全的。）世界上仿佛有某种厌恶自由主义的势力，在努力为自由主义制度的存续制造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