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是神圣罗马皇帝费迪南三世（1637-1657），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26-1689）及其同盟者（法兰西国王、德意志的诸选侯和诸侯）于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战后和约，从而是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条约，但从内容上看却是在决定隶属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单位的权利。

《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四条的篇幅仅次于第五条，含54项具体条款，旨在解决帝国内部的政治争端，涉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德意志诸侯各邦国的权利（李明倩，页293-303）。由于和约让德意志王侯获得了战争与媾和权，甚至获得了为对抗帝国权力而与帝国外的政治单位结盟的权利，尽管和约中并没有出现“主权”“领土”之类的语词，仍然被说成关于国家主权或国家独立等国际原则的先声。

1632年吕岑会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战死

从政治常识上讲，这种说法当然让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基督教欧洲王国的政治家非常心仪。因为，德意志诸侯国成了各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无异于神圣罗马帝国秩序的瓦解或空洞化。德意志地区的公国或王国一旦有了政治和军事实力，随时可能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基于这样的史实，晚近的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

后世的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将这一和约看作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概念的起源。但事实上，和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防止德意志诸侯不受限制地行使主权，以致破坏帝国的宗教和平以及整个欧洲的均势。和约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德意志不被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防止有人试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王权，不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非德意志人。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何世界史意义，那么，其意义首先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有利于外国列强的干涉”。㉔

德意志30年战争的实际结果是，战胜国瑞典王国和法兰西王国“控制”（dominate）了神圣罗马帝国（E. A. Beller，页357-358）。

[神圣罗马]帝国现在由德意志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两部分组成，它的边界缩短了。瑞士和尼德兰早已不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正式承认这一事实是有利之事，而不是一个损失。远为重要得多的是阿尔萨斯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西波美拉尼亚连同斯台丁、维斯马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两公国割让给了瑞典。这不仅意味着领土的丧失，还向两大强国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和浑水摸鱼，特别是法国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私利。瑞典不仅获得了那些分散的领土，从而控制了奥德河、易北河和威悉河三条河流的河口，还得到了500万盾的战争赔款，这笔赔款不得不由那些业已贫困不堪的邦国来筹措。（卡斯滕，页439）

这就是所谓“和约”的性质：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大国能够以维护宗教自由的权利干涉别国内政。

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到国内自由、权力平衡以及外部干预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和瑞典坚持认为它们是德意志各诸侯国的自由的“守卫者”。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完全承认了外部干涉的合法性：和约解决了德意志内部的宗教平衡问题，并在国际框架下达成了对德意志事务的安排，实际上则是为外国提供了干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杠杆，这在17世纪末至整个18世纪非常明显。（西姆斯，页31）

朝鲜半岛的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不就因为美国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守卫者”，并因此而有干涉半岛内战甚至干涉中国内战的合法性吗？美国的政治学家应该说，美利坚世界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一脉相承的含义，不是什么“开放性”或“以秩序为基础”，而是美国凭靠军事-经济实力干涉它想干涉而且能够干涉的任何国家的内政。

1950-1953年，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直到今天，美国还在以“捍卫自由民主”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扬言“协防台湾”。尤其可笑的是，如今的某些德国政客也对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和新疆问题说三道四，既忘了今天的德国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并不拥有完整主权，也忘了17世纪的30年战争给德意志人带来的巨大历史灾难。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一旦我们看清“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历史神话的实质，我们就会明白，新中国的世界性崛起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所依据的法理不过是具有西方文明特色的强权即正义逻辑，它终将面临中华文明德性的历史挑战。就此而言，抗美援朝战争的世界史含义绝非是“冷战史”研究所能承担得起的课题。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3期，感谢刘小枫教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