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1960年5月，在“二战”中立下卓著战功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887-1976）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这样记叙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毛泽东对我说：“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我国在联合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他说这话时闪动着眼光。我回答说，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他大笑了起来。①

毛泽东明显是在调侃朝鲜战场上曾经的对手，蒙哥马利的回答则带有西方政治人惯有的闪烁修辞。他并没有否认联合国当年的定性，仅仅承认西方国家在过去也曾有过“侵略”行为。

1960年，毛泽东主席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美国借联合国的名义把金日成统一祖国的行动说成“侵略”，继而把中国介入半岛战局视为“侵略”，而以美军为主的国际联军越过三八线却不是“侵略”。遭到新中国军队的打击后，情形就变了。

当美国摒弃了绝对胜利的观念以后，它就忘记了谁是侵略者，或者至少不再这样考虑。它致力于通过谈判谋求妥协性和平，正如它对其他任何国家所要做的那样。国际法视侵略者为罪犯的观念，并不足以激发美国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决定朝鲜命运的是战场，而不是联合国大会的公断法庭。联合国的影响在于事件及其结局的模式和道德意义，而不是战役的起源、发展和结局。②

阿隆并没有追问当年的联合国行为究竟有何“道德意义”，依据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他根本没把这当成一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的自由派政治史家随口就说，当年的联合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政治事件做出了“动武”裁决。

阿隆也没有追究这样一个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而追问没有新中国的联合国决议是否合法，甚至乎反倒认为，新中国应该接受这样的联合国调停。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1970年代，美国被迫承认新中国时，仍旧坚持与败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半官方关系，史学家也没有问这是否合法，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实。按照阿隆的现实主义逻辑，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意义，一切取决于军事实力，因为这是常识。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问，美国的行为究竟有何“道德意义”，因为美国政治家迄今坚持宣称，美国的行为有道德意义。

一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功打造了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它堪称世界史上的一项划时代“成就”。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从事了世所未见的、最具雄心壮志和深远影响的自由秩序的构建。这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独特类型——自由的领导权秩序。③

所谓“自由的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指它是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谓“领导权秩序”（a liberal hegemonic order，我刻意不用这个词的贬义即“霸权”）指美国在“二战”后肩负起“建立和管理”国际秩序的“责任”，以多样的建制、同盟、特殊关系和“附从国”（cliente states）来构建自由秩序。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的这种秩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与美国争夺领导权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们都消失了。作为一个单极力量，美国完全站在了世界的中心。在自由国际主义事业这场大剧之中，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构成了一种卓著的成就。（伊肯伯里，页2）

这位美国的政治学家为此颇为自豪，并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称为“美利坚世界秩序”（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他闭口不提如下史实：1950年，美国作为掌握这种秩序领导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仅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国际秩序，还挑起了一场与新中国的战争。1970年代初，为了走出“越战”泥潭，美国又主动与自己曾不止一次交战的“侵略者”握手言和。

在我们这里，上演的则是另一出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我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随即获得了否定抗美援朝的理由：抗美援朝使得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被封锁长达近20年，耽误了自身的发展，得不偿失。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这个理由不难反驳，毕竟，当时并不是新中国不愿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而是美国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秩序。我国的抗美援朝研究长期争论不休的战争决断问题，纯属莫须有，因为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后，美国随即介入中国内战。的确，“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