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史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要考察这一资源，必须先澄清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什么是“国际秩序”，如今的国际秩序是怎么来的。

不妨从世界历史的常识说起：人类世界何时开始出现所谓国际秩序？显而易见，在世界历史的上古时期和中世纪，或者说在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整个世界仅有区域性的国际秩序，谈不上有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原因很简单，在16世纪之前，世界上的政治单位还没有形成全球性关联。

1559年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舰已经划破了地球温带和热带的全部海面，造访了每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而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尾随其后。但是，虽然他们努力与更强大的东方君主建立外交渠道，却一无所获。⑩

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归纳，16世纪之前（或“全球化”进程之前）的区域性国际状态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区域性帝国秩序，即区域性帝国主导着与周边的大多数政治单位的关系，要么是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即区域内的各政治单位处于相互冲突的均势状态，此消彼长和合纵连横，战争是这种状态中的常态。在这种国际状态中，没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一切都凭靠“武力”（force），有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⑪

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建立起有限地理范围内的区域性帝国和平，从而成为区域性帝国秩序的世界政治史典范。至于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则不胜枚举，史学家们通常会提到的典型例子是古希腊泛城邦世界和15至17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如果把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放大些来看，那么人们就得说，自苏美尔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帝国更替以及随后阿拉伯帝国崛起与东西两个罗马帝国的地缘冲突，不过是更大地表范围和更长历史时段的持续无政府状态。“冷战”并非是现代之后的政治语汇，早在14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就出现了。

公元117年的罗马帝国疆域

蒙古部族在13世纪凭靠马背上的“武力”昙花一现式地扫荡欧亚大陆，就是典型例证。对于蒙古人部落（Aimagh）政体的入侵，即便欧洲人也没法说自己遭受了“侵略”，只有要么血拼、要么媾和。

截至1241年，蒙古人已经兵分三路，分别抵达西里西亚、匈牙利西部以及亚得里亚海。在李格尼兹战役（the Battle of Liegnitz）中，最后一支有组织的西方军队也被击败了，但是当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得胜的蒙古军队及其将领们匆匆撤退，赶回本部参加继任大汗的遴选。西方各国深惧蒙古军威，在随后的若干年中，由于它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还会继续扩张，于是派遣使团前往喀喇昆仑以求媾和。⑫

蒙古人凭靠“奉长生天的气力”一度夺取中华帝国的领导权，并建立起一个“世界史上陆地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其帝国权力统辖的地表范围“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延伸到东欧，从西伯利亚的莽莽森林到中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⑬

然而，蒙古统治者虽然“勤政不懈、谨慎守成”，“但在现实政治上，治理中国的行政能力与人才却非其所有。”⑭ 由于将封建制引入中原，以至于“基本上大汗和贵族之间的冲突是常态”，而且没有像辽、金两朝那样，沿用“汉法”行科举取才，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要依赖汉化的统治方式，也从来没有专一支持汉人官员和宗教人士及其文化活动”，蒙古帝国好景不长（鲁大维，页16-17）。

公元1300年左右的蒙古帝国与帖木儿帝国疆域

总之，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之前，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整个世界实际上一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华秩序能够得以赓继，不过是因为自然地缘的阻隔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一旦这种阻隔不复存在，中华秩序及其德性品质就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古代世界、亚洲和现代欧洲，都没有经历过一个介于均势和帝国之间的持久阶段。地中海的希腊-拉丁文明在经历长期的动荡不安之后，走向了帝国和平。在亚洲，三种伟大的文明在均势和平与帝国和平之间轮回交替。……

中国在2000多年前实现了帝国的统一，是一国战胜其他对手取得最后胜利的结果；它只是在走向分离与恢复统一之间、在内战与和平（既是国内战争又是帝国战争）的交替时期获得成功。至于说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她在躲在长城后面守成与扩张冲动的倾向之间裹足不前。她先是被蒙古人而后被满洲人征服，从来（19世纪前）就没有进入到一个持久的、平等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阿隆，页148-149）

阿隆所谓的“帝国和平”即“帝国秩序”，也许他想说：如果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或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成功征服全球地表，那么，整个世界也许就会出现一种亚历山大帝国或罗马帝国式的国际秩序。但这个假设没法用在中华帝国身上，因为，无限扩张并不是古中华帝国的基本特征。

西方帝国具有两大主要特征，虽然这两大特征并非西方帝国所专有，但它们在其他帝国体制上表现得不如西方明显。第一个特征是“没有界限”，不断扩张边界直至（甚至超出）技术和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第二个特征是不仅要对蛮荒之地及其人们进行征税、剥削，还要尽力将之西化，直至与其中一部分人达成合作。⑮

按照这种观察，如果在东亚换作是亚历山大或奥古斯都，那么，不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马来半岛也会被纳入其帝国和平。

15世纪（明朝）中国疆域（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并未被纳入帝国）

如今我们的某些史学人在考察“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时，一开始就祭出马汉上校的“海权论”，然后惋惜中华帝国历代君王都缺乏“海权”意识：

郑成功之后，中国海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严重缺乏海权意识。19世纪美国海军专家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从来没有。⑯

这类史观好坏不分、善恶莫辨，对“马汉主义”钦慕大英帝国霸权的帝国主义心性毫无意识。⑰ 但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华帝国秩序在伦理品质上的确与西方帝国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