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何以觉得自己有理由否定抗美援朝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不仅成了我国学界人士的口头禅，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是一种国家立场。

奇妙的是，中国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后，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政治家又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危机：美国的力量正在衰落，国际秩序的基本组织逻辑和原则的新方案正在出场。

在这场即将上演的宏大剧目中，中国是引人注目的领衔主演。中国不会成为既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反而会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将世界政治推入一个非自由的方向。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既有国际秩序的深层特征正在发生转变。（伊肯伯里，页4）

尽管如此，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利坚世界秩序的道德原则仍然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自由的国际秩序如今面临的不过是“内部权威”或“治理方式”的危机，而非“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危机”。

毕竟，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进入这一秩序后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世界秩序是否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取得了共识。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秩序的必然终结”，毋宁说，这一秩序面临的挑战仅仅是“旧的权威关系正在销蚀”，从而需要重新“确立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社会进行协调的国际行动的正当权威”（伊肯伯里，页5，7-8）。

2001年在美国本土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把抗美援朝视为一次历史性失败。在他们看来，抗美援朝针对的是美国管理国际秩序的权威和方式，而非否认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的国际秩序原则。

一旦问“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究竟是什么，那么，自由主义哲学的“世界大同论”问题就回来了。

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最初是威尔逊总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而提出来的，它充分表达了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未取得全球领导权，这一“愿景”才没有实现。1940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击败德国和日本之后，美国自然就“处于构建国际秩序的位置”。随后，“杜鲁门扩展并最终彻底改造了自由主义国际事业。”在接下来的冷战状态中，自由的国际秩序不断演进，随着“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发展，最终击败竞争对手，自由主义秩序由此“转变为一种向外扩散的全球体系”（伊肯伯里，页13-15）。

从威尔逊到杜鲁门的世界历史的确是美国崛起的40多年，但也是朝鲜问题形成并最终引发朝鲜半岛国际战争的40多年。既然朝鲜半岛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领土完整和统一问题也没有解决，人们能说这仅仅是美国掌握秩序领导权的方式或治理秩序的方式有问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本身难道没有问题？毕竟，武力干涉朝鲜半岛和中国内战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

现代欧洲史上有著名的波兰问题，它形成于18世纪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5）。稍微熟悉世界政治史的人们都知道，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1919年的巴黎和约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都没有彻底解决波兰问题。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签订雅尔塔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一位政治史学家曾写道，“回顾历史上对波兰的瓜分和重新瓜分、许下自治的承诺和违背自己的承诺”，再研究一下地图就知道，“所有一切都表明，许多问题很难解决”，而“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战争结束时各国力量的对比”。⑤

这位史学家没有想到，“一战”结束后对波兰问题的解决为引爆下一场更为惨烈的战争埋下了烈性炸药。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

波兰自从根据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侵占了德国领土之后，就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切骨之恨，因为这种侵占无论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还是依据民族自决论而论，都没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导致德国国衰民弱，一直处在被“可恶的联盟”左右的噩梦之中。如果我们想一想怀有恶意的大多数波兰人对德国领土怀有的野心，那么这个噩梦会促使我们去干更多的事。⑥

扎莫伊斯基的《波兰之路》出版于1987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史学家应该彻底改变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扎莫伊斯基起初觉得，“这种观点看起来很荒唐”，但他重读自己20年前写的史书后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有道理”。

在这20年里，历史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到达了终点，而只是观察历史的人们彻底换了一个角度。⑦

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帝国后，波兰人不换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行吗？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逐步衰落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向东扩张，控制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右岸乌克兰地区，并传播天主教信仰。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居民则保持了基辅罗斯时代的东正教信仰。到了17世纪，乌克兰地区成为当时东欧三大强国（波兰、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反复争夺的战场。⑧

美国的政治学家固然可以说，由于美国在“一战”后还没有获得世界秩序的领导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才没有实现。但既然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乃至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都没有解决朝鲜问题，他又怎么好意思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的“一种卓著成就”呢？

1954年4月，中、苏、美、英等23个国家参与日内瓦会议

与波兰问题相似，在东亚有朝鲜问题，在中东有巴勒斯坦问题，凡此问题无不是检验美利坚世界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试金石。⑨ 就此而言，朝鲜半岛战争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史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