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

《新史学》发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教面貌已经彻底换了新颜。梁任公一梦醒来后首先会问：我们中国人今天具有了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在新的历史意识支配下，中国古史重述有了怎样的“风景”线？梁任公关心自己当年的祁梦是否已经实现，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会对梁任公说，他的史学观受19世纪末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影响，实在可惜，“优胜劣败”的世界观早就是学界的不齿之论。梁任公伸直腰板争辩说，晚近十多年来，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据说与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直接相关，“优胜劣败论”不过换成了仅仅说起来好听得多的“文明冲突论”，难道我的看法过时了？看看西洋人自己怎么说吧：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22]

我们还看到，某些西方人的世界历史意识会让他把晚近的“优胜劣败”的世界冲突溯源到2500年前——也就是所谓“人类有史以来”：

基地组织和西方的战争不过是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对抗的最新表现而已，双方的冲突经年累月，其起始之日已不可考，只能归入传说的范畴。冲突很可能始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分别是阿凯亚人（伯罗奔半岛东北部的希腊人）和属于半神话的小亚细亚民族特洛伊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尊严受辱，他的妻子海伦被一个名叫帕里斯的放荡的特洛伊花花公子拐走。

……

但是，在后来那些通过荷马诗歌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世代看来，特洛伊的陷落标志着两个民族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历史的开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23]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要在达尔文主义法则下求生存的自然现象。”[24]事实上，所谓“达尔文主义法则”不过是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据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表达的历史观其实与兰克学派的教科书有关。[25]《新史学》篇幅很短，与梁启超的其他同类文章一样，涉及西学的地方往往蜻蜓点水，要确认他的观点是否来自兰克并不容易。《新史学》发表之前，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倒显得带有兰克的政治史学色彩。比如，《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以及《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现今世界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1901）等等，至少从篇名来看，也会让人想到兰克著名的《诸大国》（1833）。

兰克虽有“实证史学之父”的美誉，他要求成为史学家必须在考辩文献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严格训练，但他自己的史学样式大多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没法与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的实证史学样式对上号。兰克的史学楷模是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凭靠史料以叙事方式探究人世间政治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毕竟，史学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教育。仅仅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教育作用。

修昔底德算得上希罗多德之后的又一位世界史家，因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30年的希腊内战期间，波斯帝国始终是在场者和参与者。修昔底德有比希罗多德更为自觉的“修史”意识或者说“实录”精神，从而赢得了现代实证史学家更多的敬重。尽管如此，在现代的实证史学家眼里，修昔底德的《战争志》所提供的“史料”仍然不足以让人们看清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26]

何谓战争的历史“真相”？搞清这个问题并不全然取决于“史料”，而是取决于看待历史事件的眼力，即梁启超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兰克从修昔底德那里学会的“极敏之眼光”体现为，关注具体的人性和共同体禀性在政治体的冲突中的表现，而不是专注于人世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比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兰克史学实际上更多具有古典史学品质，而非现代式的实证史学品质。直到今天，西方史学界仍然有人不相信，修昔底德式的古典史学过时了。[27]

无论如何，从《新史学》来看，梁启超并不熟悉兰克。即便他从某个日本学人那里辗转得知兰克史学的某些观点，他也未必意识到兰克的古典史学对中国新史学的意义。否则，“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会带他深入认识兰克史学，说不定还会循此追根溯源了解西方史学的古典传统。[28]

事实上，不仅梁启超没有，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智识人都没有致力于认识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1930年代，我国曾有专攻史学的学子从德国留学回来，而且据说十分服膺兰克学派。然而，也许由于听信了胡适（1891 - 1962）的那个关于“方法”的著名说法，他掉进了“史学方法论”的泥沼，兰克史学就混在这潭泥沼之中。[29]

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兰克在史学史上声望很高，但他的要著的中译本直到晚近才鱼贯而出。[30]因为，与兰克的政治史学几乎同时，欧洲学界正在形成如今所谓的经济史观，即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文明单位曾有过的经济生活方式。[31]这并非不可理解，毕竟，18世纪末以来，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革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促使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教不断创新，现代社会科学式的史学路径逐一登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迅速取代了直到吉本（1737 - 1794）和兰克都还葆有的古典政治史学样式。

在19世纪后期涌现出来的新派史学中，关注经济生活方式的社会变迁史研究路向影响最大。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让世界历史可以被截然划分为古今两截。[32]直到20世纪末，我国学界还在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费脑筋，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坚持不懈地翻来覆去寻找“资本主义萌芽”。

显而易见，19世纪出现的相互竞争的种种政治观念支配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和衰亡成了世界历史意识的中心问题：考茨基（1854 - 1938）的洋洋1800页的两卷本世界史（1919 – 1927）堪称这方面的最早尝试之一。[33]

当“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目标成功“超克”资本主义，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资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权”“民族”“独立”“自主”之类的观念，都不过是“国族相结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劳斯的说法，人们现在不得不从“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34]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中并非没有世界历史课程，或者说并非没有确立起一种世界历史意识，我们如今却突然感到需要从头学习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