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1735 - 1809）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gelehrte Dame），在1779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第一卷）。[4]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两年后（1781），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 V. Parizek，1748 – 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5]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希罗多德（约前480 - 前425）在西方有“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原史》尽管在今天的实证史学家看来有些不靠谱的“八卦”，却因探究“希波战争”的成因和过程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世界史”。[6]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史”的含义首先并非指编年通史，而是探究人类不同政治体之间重大地缘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不用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纪事性探究也越来越多。

希罗多德

尽管如此，并非每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政治体都留下过这类“史书”。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不能说无关紧要。

18世纪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他国史，难免会对“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史学家在欧洲并不少见，而在我国学界迄今屈指可数。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史学专业的形成与两件历史大事相关，而我们对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首先，历时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给欧洲学人带来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7]19世纪的法国有个献身少儿教育的作家叫凡尔纳（1828 – 1905），他的好些作品最初发表在《教育与消遣杂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上。笔者上高小时读到过他的《海底两万里》（中译本1961），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龄才知道，他还写过给孩子们看的三卷本《发现地球：伟大的旅行与伟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 de la te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rands voyages et des grands voyageurs，1870 - 1880），让法国人从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的两千多年间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迹，凡尔纳也因此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8]该书中译本与原著相隔足足一个多世纪之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海底两万里》剧照

第二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更为重要：在施洛策身处的18世纪后半期，争相崛起的几个欧洲强势王国之间的地缘厮杀已经越出欧洲地域，蔓延到新发现的大陆——不仅是美洲大陆，还有我国身处的东亚和内亚大陆。若要说施洛策的世界历史意识与他所属的政治体的地缘政治处境有内在关联，并非臆测。毕竟，对欧洲各国人来说，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单位一直处在激烈而且错综复杂的地缘冲突之中。严酷的生存处境让他们类似本能地懂得，“世界”从来不是和谐的“天下”，所谓Weltgeschchte［世界历史］不外乎各种政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史。

在写于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论中，施米特开篇就说：

我们身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 l’œ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气，以及他们正教的善恶力量无可匹敌。[9]

认识自己的远近邻人的禀性，是希罗多德所开启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所说的“一个世纪以来”，正是施洛策的《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出版以来的150年。当施米特写下这篇短论时，我国读书人大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西方列强的煎逼，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积极掌握西方人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手中的武器用来征服中国。[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