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呼唤新的教育意识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为争夺对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俄国在我国土地上打了一场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战争。因为，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两国之间的战争，背后还有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角力，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之间的战争。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德国则支持俄国，即便当时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仍处于敌对状态。

两个异国在我国土地上争夺地盘已经不是头一回。1622年6月，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后，曾攻击葡萄牙人占据的我国澳门，以图夺取通往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遭葡萄牙的澳门守军用火炮给予重创。尽管如此，就战争规模而言，历时长达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仍算得上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成因、过程以及历史影响的探究远远不及日本史学界，颇令人费解。[11]

战争爆发之前两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1877 - 1929）在报纸上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1902），史称我国现代史学意识的开端。[12]梁启超痛斥中国传统史书有四弊，根本理由是传统史学无助于中国“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也理应被视为呼唤我国现代新式教育的标志性之作。毕竟，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指控明显带有改革传统教育的意图。他指责说，我国历代积累的史书已经“浩如烟海”，让人“穷年莫殚”：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新史学》，页9）

梁启超并没有无视我国古代史书中蕴藏着政治智慧，问题在于，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汲取这些智慧，遑论普罗大众。从古代史书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而这样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数不出几个。如今，非动员全体国民不能救国于危难，彻底更改史书的写作方式，编写全新的历史教科书势在必行。

结束对中国传统史书的针砭时，梁启超发出了迄今传诵不衰的呼吁：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学》，页9）

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吗？史界革命与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须重拟史书内容；第二，必须为国民而非为少数人写史，这意味着必须普及史学教育，“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民”，要让“臣民”成为“国民”，就得凭靠新式教育塑造“国民”意识。因此，梁启超有理由认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史书内容和书写方式施行“国民教育”，否则，“声光电化”之类自然科学知识只会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重述历史应该依据何种史学原则呢？

梁启超概述了他从西洋人那里听来的人类“进化说”，即人类进化之公理在于“优胜劣败”。在任公看来，这种公理已经得到世界历史的证明，而中国史书却从未涉及这样的公理：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新史学》，页16）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所表述的“进化论”史观太过粗糙，也太过质朴。但他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我们不必苛求。我们倒是值得注意这里出现的“世界历史”这个语词，因为它表明梁启超的头脑已经有一种世界史觉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一觉悟给与足够的关注。[13]

在《新史学》中我们可以读到：

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新史学》，前揭，页19）

梁启超没有意识到，按他对“世界历史”的这一理解，他所宣扬的人类“进化”说其实很难站得住脚。既然世界历史就是“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何以可能说“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人类有史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如果所谓历史“进步”即一国之“文化武力”能“扩之充之以及于外”，那么，古代中国堪称相当“进步”。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古人的地缘视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缘视野即便比中国古人大得多，同样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么样！

基于林则徐（1785 - 1850）组织翻译的英人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中译名为《四洲志》，约1839），魏源（1794 - 1857）编著的《海国图志》（1843）才不仅让中国智识人而且也让日本的智识人与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获得的世界地理新视野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