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则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真实”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能够让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观察》，页142—143）

严格来讲，尼采这篇时论的标题当读作“史学对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这篇时论写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年。在普鲁士王国及其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 - 1898）带领下，德意志人显得相当轻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以至于德意志知识人滋生出一种乐观情绪：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指日可待。[85]在尼采看来，这种情绪是历史意识短视和肤浅的体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更应该体现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否则，在下一场战争中，德意志人可能会一败涂地。

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者，尽管这种人会骄傲地俯视我们粗卑的、平淡无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史学来生存、来做事，而不是舒适地脱离生活和行动，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动。（《观察》，前揭，页133 - 134）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试图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为从事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理解“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换言之，这四篇时论都事关德国的人文 – 政治教育，与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19世纪以来，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我们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

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专论“艺术感觉”，而我们在开篇却读到：

一个事件若要成为伟大，必须汇合两样东西：完成者的伟大意识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事件自身而言，无所谓伟大，即便是整个星座消失、各民族毁灭、创立疆域辽阔的国家，爆发巨大力量而又损失惨重的战争：凡此种种事件，历史的微风轻轻吹过，犹如吹过游絮。然而，碰巧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大的人朝一块坚硬的石头击出一拳，却毫无影响；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回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些仿佛没有棱角的事件，史学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东西。（《观察》，页142 - 143）

所谓“完成者”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是梁任公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专注于实证史料或史实客观性的史学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眼光和学识，相反，辨析历史事件乃至识读史料，却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因此，在尼采看来，现代史学的所谓“科学要求”只会败坏古典史学的品质。

真正的史学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所写下的作品为前提。史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在品质上是两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读经典作品为主。生活经历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对经历的历史（叙事）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让你们的灵魂饱餐普鲁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们的同时，要敢于相信你们自己。有一百个如此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人，即已然成熟、对英雄事迹已然习惯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个闹哄哄的伪教育就会永远销声匿迹。（《观察》，195）

沃格林是20世纪研究世界历史与政治实在之关系最有成就的哲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获得看待世界历史的“极敏之眼光”和“极高之学识”：

就对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明显比杂牌大学的某个琼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习古典作品是自我教养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个人带着爱的关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习……他突然会发现他对伟大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传达此种理解的能力）有所长进，理由很充分：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得到长进……若是在高度（在个人局限这个范围内）上不朝最好那个级别的[人物]长进，就不可能有什么参与；还有，除非一个人认可权威，并向其输诚（surrenders to it），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转引自沃格林，《记忆》，“编者导言”，页19）

古典史学从不追求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而是培育“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毕竟，正因为人世永远混乱，我们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尼采称之为艺术家式的感觉。

谁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一些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谁也就不懂得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观察》，194）

不难设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的领导权，尼采的预言就会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对梁启超说：离弃经学的史学是无本之木，迟早腐朽断烂，而经学离弃史学成为理学或心学，则必然因自绝血脉而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