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三百年前（1517年），葡萄牙舰队驶入珠江口，进占我国东莞屯门岛，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明武宗实录》）。整整4年之后，中国换了一位有血性的皇帝（明嘉靖皇帝），才发兵将葡萄牙人逐离屯门岛。那个时候，葡萄牙人也还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地缘视野，误打盲撞而已，与三百年后英国人的入侵不是一回事。[14]

梁任公接下来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并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有的民族是“非历史的人种”：

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新史学》，前揭，页16）

在如今后现代的任何一派史学家看来，这话恐怕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们能够理解，当梁启超这样写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中华帝国曾是“能自结者”，但也随时可能变成“不能自结者”。毕竟，曾经“能自结者”而后变成“不能自结者”，历史上不胜枚举：罗马帝国就是再显赫不过的例子。梁启超并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但他凭靠天生“极敏之眼光”懂得：

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15]

由此看来，我们的确需要有世界历史意识，否则，我们未必会对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梁启超由此得出他所理解的作为史学的世界史基本原则：

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新史学》，前揭，页16）

这里的“历史”一词的含义当指“史学”（英文history包含两种含义），因为，梁启超说的是“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而这样的“叙述”只能由所谓纪事作家来承担。

由于时代的知识语境的局限，梁启超没有认识到，“叙述”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并非“进化论”引出的史学原则，毋宁说，这一原则堪称史学的古典传统。梁启超没有提到，古希腊以弗所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 – 前475）的一句名言曾培育了古希腊纪事作家“极敏之眼光”：

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残篇53）

这段著名箴言让我们看到，古希腊自然哲人已经懂得，万物之间的生存原则是争战性的，任何一物唯有通过与彼物的对抗、抵牾、争斗才成其为自身。每一存在者之成其为自身、保持自身、伸展自身，凭靠的都是争战的敌对性，由此自然会引出“优胜劣败”原则，无需等到19世纪的“进化论”来总结经验教训。

欧洲的思想史家提醒我们，赫拉克利特有如此“极敏之眼光”，乃是因为他所身处的希腊城邦毗邻战争频仍、帝国不断更迭的近东大陆：“伊奥尼亚人拥有大量机会去体验天下时代的暴力。”[16]

另一方面，面对如此残酷的“天下”现实，古希腊哲人也致力于建立一个言辞上的“世界城邦”，指望有一天能终结“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昙花一现，毕竟为“世界城邦”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一线希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在马其顿崛起之时，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世界史”作家。[17]

现在我们值得问：中国古代史书真的像梁启超痛斥的那样无视“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从《史记》《汉书》乃至以降的历代官修史书来看，当然绝非如此！问题仅仅在于，中国所处的世界地缘位置不仅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也不同于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国族相结相排”的地缘状况不同。

即便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无论古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史书同样受自身的地缘视野限制——大名鼎鼎的赫勒敦（1332 - 1406）的《历史绪论》就是证明。[18]

梁任公所说的“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实际指“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的“国族相结相排”的时代。不过，即便在19世纪晚期，普鲁士王国的伟大史学家兰克（1795 - 1886）的《世界史》仍然没有把东亚地区纳入自己的视野。[19]尽管如此，“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是兰克史学的基本原则。

还要过上一个世纪之后，准确地说，直到中国已经重新“站起来”之后，记叙晚近两百年“国族相结相排”时代的“世界史”才会把中国纳入其中。比如说，肯尼迪和西姆斯记叙“欧洲争霸之途”五百年的大著相隔三十多年，看起来就像是兰克《世界史》的续篇。[20]

《新史学》后三节专论中国旧史笔法和体例（“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似乎在梁任公看来，新的中国史书当以世界历史意识为前提，凡此都得改变。在今天看来，梁任公的确有“极敏之眼光”，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或者说应该有怎样的史学教育。

这让笔者想起比梁任公早一个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家施洛瑟（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 – 1861），他早年在哥廷根读神学，毕业后转向历史研究，以撰写中世纪的人物传记名家。1815年，施洛瑟出版了《连贯叙述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zusammenhängender Erzählung）卷一，名噪一时，随即受聘为海德堡大学史学教授（1818）。5年后，他以两卷本的《18世纪史》（Geschich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1823）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史学功夫，随后不到3年又出版了《旧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的普遍史概观》（Universalhistorische Übersicht der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 und ihrer Kultur, 1st part, 1826; 2nd part, 1834）。接下来，施洛瑟用12年时间将《18世纪史》扩展成《18世纪和19世纪史：直到法兰西王朝崩溃》（六卷），[21]晚年又花费13年时间为德意志人写了一部普及性的《给德意志人民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1844-1857）——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有一个统一的德国。

梁任公从经学转向史学与施洛瑟从神学转向史学看似相似，实则不可同日而语。毋宁说，两相比较，发人深省之处在于，梁任公并未充分认识到，深入认识西方人所理解的“世界史”对重述中国史究竟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