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

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仍在千方百计阻挠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美国却频繁高调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美国并未高尚地按联合国有关规定让其独立或自决，偏偏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两相比较，对华政策的“道义上的优势”昭然若揭。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新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信念和学识而变得不知所谓：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

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道德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如果将这段引文与邹谠在书中表达的如下基本观点加以对照，我们当会感觉到深刻的似是而非：由于美国一贯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政策，妨碍了美国“严肃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在政治斗争中，美国的自身利益将要求它对一方予以积极支持，甚至参加内战”，结果美国丧失了中国（页1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中国的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居心叵测。“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制理念的特征。如果美国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传统，那么，中国则有自己基于《尚书》经验的德政传统。

邹谠深知，美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基于来自欧洲基督教小教派的立国者们对遭受大教派迫害的经历，他也同样深知，中国的德政理想贯穿于“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不绝若线。如果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传统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页208），那么，具体而言，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德政理念缺乏兴趣。“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当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去三千年中的任何朝代都实现了德政。毋宁说，这一文明传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在于，尽管不断遭遇失败、尽管不断出现劣质的统治，中国这个文明大国始终不渝地在追求德政——中国“文明”的含义首先就在于此：好的政制必须应该以德为尚。

无论何时，中国哪怕出现了严重背离追求德政的政治现实，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抛弃德政理念，干脆转而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算了。如今英美主流政治学家仍然把马基雅维利供奉为自由主义的伟大鼻祖，邹谠教授在八十年代回北大讲学时，却并未教我们的青年鄙视中国的传统德政理念，催促他们尽快与英美主流政治观念接轨，而是念念不忘传统的儒家德政理念。

在前引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邹谠不可能不知道，“慷慨大度”是一种政治德性，经典定义见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的开头：说一个人“大度”，指的是他自己认为值得把自己看得重大，但他是否真的具有重大且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完全是另一回事——要么他自己真的重大，“值得”自视为重大，要么他实际上并不具有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自视重大就是“愚蠢”或“无知”。真正的“大度”其实很难，因为这意味着必须真的具有美好的品德。个人的“大度”如此，国家的“大度”亦然，如果一个国家以“价值中立”的政治哲学为基础，以自由为尚，把关心何谓美好归于个人偏好，这样的大国对向来关切共同的美好的儒家传统缺乏兴趣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我们以为这样的大国真的具有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

在前引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还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毕竟，“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

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为反法西斯作出过重大牺牲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法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政治人，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举步维艰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