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并不让人奇怪。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即使没有外援，它也仍然是个劲敌”（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

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比如倡言废除科举制）——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邹谠肯定了谢伟思的洞察，他还补充说，在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边区和根据地都搞民主，但程度有所不同：“在延安这个相对安全的根据地上，政府的效率和对它的普遍评价比前线地区的政府要低”（页183）。因为，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更为民主的权力架构，这就是所谓“三三制”：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力量各占三分之一。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俄国人的态度。

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俄国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

解放区土地改革

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1948年五月，苏军对外作战部才让在哈尔滨的苏军东亚作战部主动与解放军总部联系，了解军火需要。

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再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

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他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

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明显的自相矛盾，自古是一种修辞方式，在冷战时代或麦卡锡之后的时代，邹谠需要这种古老修辞。

邹谠在书中写到，按谢伟思在临近战后时提出的建议，既然中共表达了对美国的友好态度，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使得中共脱离莫斯科”（页191）。邹谠没有说的是，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一“积极措施”结果又会怎样。邹谠并非不清楚美国政府在1949年时对中国第二共和的犹豫态度，因此，不书不等于他没有考虑到如果美国在1944-45年间积极回应中共对美国的友好态度结果会怎样。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

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