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报以期待。令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而驰。邹谠教授列举了如下事实：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少得可怜”，甚至出现“蓝衣社”这样的仿纳粹组织。人们可以为蒋介石找到这样的辩护理由：当时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纳粹德国的崛起，让蒋介石深感佩服，以为仿效纳粹党式的统治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邹谠作出的反驳是：“蒋介石从未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页44）。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施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致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为了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政府的弱点作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到，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1945年元月，二战近于尾声但尚未结束，负责推动中国重建民主政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品或援助”（页161）。说这话的赫尔利并不知道但邹谠知道，反政府的“暴动者”这个称号最早是用在孙中山党人头上的。

1905年，出洋考察五大臣尚未踏出国门就遭革命党人恐怖袭击，梁启超首次把“暴动者”这个现代称号送给了孙中山革命党人。邹谠很清楚，国民党的北伐之举就是反政府“暴动”，而且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动”。毕竟，当时的北洋政府至少名义上是民主政体——邹谠在后来的研究中才明言指出，“孙中山在处心积虑发动一场使中国强大的革命运动时”，在乎的根本不是个人自由。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历来都有太多的个人自由，但国家而非个人才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似乎国家就应该有专制的自由。邹谠说，这表明孙中山根本就没搞清“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与政治权威主义问题”（《再阐释》，页16-17）。

五大臣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