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主的美国与中共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毕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作者笔端也带有明显甚至夸张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是一个以自由民主为尚的国家，其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换言之，美国长期不具文明大国意识，恰恰是其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所致。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

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并未经过严肃认真的检审，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并不具有文明性质。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于1919年，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凌有直接关系，因此，中共一直高举“反帝”旗帜。

尽管如此，美国一直未介入中国因政制选择而出现的党争和内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蒋介石曾对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表示，暗中扩大的共产党势力最终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存在。约翰逊随即向华府报告：“美国和英国如不能及时地援助中国，最终便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页49）。对此，美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积极支撑命运危艰的国民党政权的美国甚至“阻止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以免发生大规模内战，不利于美国的对日军事战略利益（页131）。

正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谢伟思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

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

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

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这听起来哪像是个自由主义者说的话。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