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作者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照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作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映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页512）。

邹谠的研究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声明的两点要求最终未能实现。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美国人的“集体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堪称“真正的创伤经验”（摩根索“序”，页2）——似乎美国的“道义”之举遭到失败让美国人痛心。但邹谠的修辞却颇值得玩味：声明的两点要求是“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页2）。这无异于说，尽管美国的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从未一贯地、也从未有效地遵循过。言下之意，美国的实际行为并不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似是而非。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说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美国读书人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在中国读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基本立论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所宣称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读者可以进一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读者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正在竭力扩大已经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瓜分中国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约翰的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无掩饰，参见页512）。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占先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的妙用——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可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声明实际表明，美国刚刚在萌生大国意识。事实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大国意识直到二战初期仍然并不强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同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以暗示的修辞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孤立日本，随即遭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公民强烈反对——迫使总统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改口。日本军机轰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舰帕内号后，海军将官莱希提议对日实施封锁，尽管这一建议其实相当温和，却“根本无人理睬”（页18）。1940年，纳粹德国攻占荷兰和法国，重创英国，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美国才被迫开始成为“大国”：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建立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页19），对日实施经济封锁。仅仅一年后，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才被迫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战争，被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知道，美国后来成为大国乃至如今维持大国地位，很大程度上凭靠的正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强的军备制造能力——所谓“民主的兵工厂”。

珍珠港事件

1942年间，罗斯福才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它包含两项具体设想：在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与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一，维护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斯大林和丘吉尔，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国“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页54）——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国家”提案。

当时，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提议绝对荒谬，因为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他自己心里清楚，英军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丢人现眼。其实，罗斯福何尝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提出，打败日本后把琉球归还中国，蒋惶然不知所措，建议中美共管，的确就是个阿斗……1945年春，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了一句心里话：“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页65）。既然罗斯福知道当时中国的领袖是个阿斗，却坚持不把中国排除在外，显然自有算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迄今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中国智识人对此心存感激。

第二项具体设想是：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毕竟，它考虑的不仅是为了让中国当下有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力均衡（页31、35）。邹谠强调，这一设想是四十年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言下之意，这一设想同样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确，即便在今天听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仍然会让我们不少智识人兴奋，觉得美国是个“高尚”的大国。毕竟，还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为一个“大国”就在设想帮助另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更为“高尚”的呢？

然而，邹谠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首先，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当时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就说，“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页512）——言下之意，美国袖手旁观为好。

果然，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后，美国不仅没有铁肩担道义，还继续与日本做生意，卖给日本最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和战士乃至平民身上……1941年，美国军事观察家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政府依然袖手旁观。1941年12月8日，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被迫对日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页44）——邹谠教授的笔法无异于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足足四年，倘若不是日本不宣而战，美国仍然会袖手旁观下去，即便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也罢。

事实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国才与中国签订条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页53）。我们知道，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给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团和外商机构看的面子战。从军事角度判断，行家一看地图就知道，这次战役设计绝对会得不偿失。但蒋介石希望的是，西方国家会因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而介入中国危局，阻止日本霸占中国——国军撤出上海时，蒋介石亲自安排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孤守四行仓库，因为仓库后面就是西方列强的租界区，仓库旁就是租界煤气总站，以至于日军攻击四行仓库不敢使用重炮，似乎国军最后要保卫的仅仅是西方的在华利益。

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国使团在战火下施加外交压力的对象并非日本，反倒是受到欺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道义者”形象难道不让中国人感到寒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道义上的优势”在哪里？邹谠教授知道但不便提到的是：抗战初期，对国民政府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恰恰是两个极权国家——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免日本腾出手后攻击俄国，派出空军秘密参战（重庆鹅岭公园迄今仍有牺牲者纪念碑）。为了报当年日本从战败的德国手中夺取山东的一箭之仇，加上希特勒瞧不起日本，纳粹德国在1935年应蒋介石邀请派出军事顾问团整训国军，出售军火，为国民党最精锐的几个步兵师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装备了装甲师。纳粹陆军元帅不仅为蒋介石制定了具体的抗日战略方案（包括最后的破釜沉舟：黄河决堤），甚至亲临淞沪战役前线协助指挥国军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时，岳麓山上的二十几门从纳粹德国进口的大口径火炮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然而，纳粹德国和苏联先后与日缔约，转眼就出卖中国。中国人这才看到，极权政体也好、自由民主政体也罢，西方列强都一路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