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平台合作很容易形成表面上的有效治理，毕竟平台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充沛的资金和人员以及更大的数据量，因而很可能提升治理者的惰性，也更容易滑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形成路径依赖。但是免责、高效率和顶格管理一旦成为行动的逻辑和惯性，那么整体风险掌控、文化领导权和“漫散性权力”就不再有人真正关心。

第三，与文化内容生产者的脱离。通过平台的技术和审查人员来规管，让治理者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但却丧失了与文化生产者直接的血肉联系，无法对内容生产在其身处的语境中的性质和重要性有准确的把握。[20]没有了群众路线，无法区分敌友，就会造成“一刀切”，不珍惜数量庞大的内容生产者可能带来的文化权力，不尊重内容生产从中诞生的复杂土壤，不承认新的文化权力格局及其潜能。久而久之，不仅有误判舆论环境的风险，在真正激烈的意识形态深层斗争中也可能错失群众路线，丧失了趁手的精良武器，治理文化这一最复杂的技艺反而在新技术条件下容易沦为一种最传统的行政，其目标转回了全面的覆盖和管控，而不是文化的繁荣与领导权。

因此需要区分的是，与平台的合作是一种新技术条件下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协同治理，还是借助技术手段运用于互联网的传统治理思维。在1961年，周恩来借电影《吉达和她的父亲》表达对文艺工作中“套框子”的不满，痛斥“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首先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21]

在新技术条件下，与平台的合作不能变成新的“套框子”，“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东西的小框子，是错误的。”对于清理文化空间和网络舆论而言，需要警惕形成过多大大小小的框子。面对一个日趋复杂而陌生的社会，如果治理手段不是自我训练和升级，那就不仅无法有效识别社会，还有可能因为新事物、新挑战的突然出现，以及国家权力缺乏应对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激增，最终为巨大的治理成本买单。

固然，通过平台的技术手段能实现管控到位，但却无法区分敌友，也无法区分在进入流通领域后，什么有助于“濡化”，什么有助于“漫散性权力”。在严格规管的条件下，把生存置于首位的垄断平台对大多数与盈利无关的内容并不敏感，所以将标准执行得更严格或层层加码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过去，“套框子”让“作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当然搞不出好作品来。”[22]如今，“套框子”以平台为中介，平台又何曾不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五）小结

当然，实践的逻辑总是更复杂一些，并非简单套用某些原则就能得到良好的结果。更何况另有一些本文未来得及处理的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新技术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如何处理人的低俗与欲望，文化输出等等，也均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曾遭遇过的难题。所以，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的开始，并认为文化治理的改革需要更全面、系统和理论化的历史总结作为未来实践的前提。

让我们借助阿尔都塞来完成更理论化的表述，即追问意识形态到底是“意识形态观念”还是“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提出一种唯物主义解释，即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主体的无意识行为、实践和仪式，而这又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生产的。他也区分了“初级意识形态”与“次级意识形态”，后者是派生和观念性的，前者则更接近于我们所谈论的“漫散性权力”的效果。[23]

就意识形态作为“观念”而言，八零年代以后的中国无疑有其坚守的底限，但机器每一步骤的运转能否确立起真实的、深入人心的权威性和文化领导权，在当时直至今日都是可疑的。机器的运转有没有获取文化权力，确立权威和文化领导权？每一时刻平台与内容生产者之间又是否缺乏相互依附或根本的血肉联系？换句话说，倘若我们以为处理的是“观念”，那么依靠“管生产”和“管理性”的原则，政府部门的手中无疑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权力，当然这很重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又远远不够，“观念”的传播常常呈现为量上的虚假，意识形态交锋也容易沦为一个浮在表面的伪问题。

所以，也许在治理开始的地方就要追问，如果文化治理的目标是文化繁荣，并且只有繁荣能创造真正的文化权力和濡化能力，那么要争取“漫散性权力”必须打造怎样运转顺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互联网时代的群众路线又应当如何实现？

本文刊于2019年第五期《科学社会主义》，网络版经作者修订。